“基尼系数”是一个常用的经济社会指标，用于表示国民收入分配的不平均程度。有关基尼系数的原理与应用，主要可以归结为相互关联的几点^[1]。

其一，基尼系数用于定量地测量国民收入分配的不平均程度。其经济学含义可以表述为：在全部居民收入中，用于进行不平均分配的那部分收入占总收入的百分比。从理论上说，基尼系数最大可能数值为1，最小可能数值为0。前者意味着全部居民收入均被分配至某一个计算单元，而后者的情形则发生于全部居民收入被完全平等地分配给每一个居民。上述两种极端情况在现实中很难发生，实际经济体中基尼系数介于0到1之间。其二，基尼系数由于给出了反映居民之间贫富差异程度的数量界线，可以较客观、直观地反映和监测居民之间的贫富差距，预报、预警和防止居民之间出现贫富两极分化，因此得到世界各国的普遍采用。其三，从具体量度上看，比较公认的说法是，当基尼系数低于0.2时，表示收入分配绝对平均；介于0.2—0.3，表示比较平均；介于0.3—0.4，表示相对合理；介于0.4—0.5，表示收入差距较大；高于0.5以上，则表示收入差距悬殊。基于各国的历史经验，人们一般将基尼系数0.4视为收入分配差距的“警戒线”。“警戒线”意味着如不采取措施，贫富差距将影响到社会稳定和社会发展；也有一种观点认为，它意味着社会发生动荡或爆发危机的可能性大大增加。

作为一个常用的经济—社会指标，基尼系数自然具有某种社会科学意义上的“普遍性”。当然，作为社会科学意义上的规律，这种普遍性并不表示它会像神奇的自然法则那样“立竿见影”，社会历史进程并非像实验室中受控化学反应那样精准。即使在坚持基尼系数具有普遍的预警意义的研究者中，恐怕也没有人会认为当基尼系数达到0.4的那一刻，一个社会就必定马上陷入混乱状态。重要的是，基尼系数的普适性在于：其是建立在不同国家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同时也是人们对社会状况进行评价和认定的结果，其中就包括了人们对一个社会究竟应该将不平等控制在何种程度的一种判断，因此它不只是经济学意义上的，同时也是社会政策和社会公正的伦理学意义上的。而就这种普遍性的实践意义而言，基尼系数为不同国家提供了社会状况评估和发展经验比较的一个参照系。反过来说，倘若基尼系数不具任何普遍性，那么它作为经济—社会指标的存在便是没有理据的。

倘若我们接受上述分析作为前提，那么我们所观察到的一个现象就显得意味深长。(www.daowen.com)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基尼系数呈现急剧上升的趋势。在短短的20年间，中国便从贫穷落后的“平均主义”国度，带着世界瞩目的“经济奇迹”，大踏步地迈入了贫富差距最大的国家之列。据世界银行1997年发布的一份报告指出，中国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基尼系数为0.28，到1995年时为0.38，到20世纪90年代末将达到0.458。这一数据除了比撒哈拉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要好之外，贫富悬殊要比发达国家、东亚其他国家和地区以及原苏联和东欧国家都要大。全世界还没有一个国家在短短的15年内收入差距的变化如此之大^[2]。其他较具权威性的统计也得出类似的结论。21世纪以来，中国基尼系数进一步上升。2010年有媒体评论文章称，根据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的数据，2005年中国居民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已达0.496，“高于所有发达国家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也高于中国的历史高点”。而有专家认为，这还只是对公开收入的统计，考虑到中国存在大量的灰色收入，中国的基尼系数甚至达到0.56^[3]。与数据能够取得呼应的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大量的民意调查和社会问题专家的研究都表明，贫富差距悬殊以及由此引发的社会矛盾是当前中国所面临的最迫切、最严重的社会问题之一。

基尼系数作为一种具有社会监测和评价意味的话语进入大众传媒，大致开始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十几年来，它见诸媒体的频次与其数值一样节节攀升（如表4-1所示）。然而，随着媒体和民众关注的增加，对基尼系数及与之相关的一系列问题出现了微妙的不同意见。有一些文章开始质疑基尼系数的计算方法是否正确或恰当。更强烈、更显著的质疑声则指向了基尼系数对于中国的适用性，质疑者们试图从各种理论出发，质疑基尼系数作为一个社会科学指标的科学性和普适性问题。而无论持何种理由，其结论都靠近于下述一些观点：（1）目前中国的基尼系数并不严重；（2）基尼系数作为一个指标本身有着严重的缺陷，不能真实客观地反映中国实际的贫富差距状况；（3）中国贫富差距在合理范围，根据统计数据所得出的中国基尼系数超警戒线的说法失之准确；等等。而2006年，零散但从未间断的质疑声终于“汇流成河”，在大众传媒中引发了一波争议的高潮。其代表性的观点出自某位“学者型官员”对媒体的发言：应该给中国的基尼系数打一个“国情折扣”。值得注意的是，此类对基尼系数适用性的探讨并非主要出现在学术专业期刊，而是以媒体辩论的形式展开，其内容和话语特征均有强烈的公共事件（而非学术探讨）的性质：其一，争议常常由于研究机构发布基尼系数数据或者讨论贫富差距等社会问题而引发；其二，争议声并不停留于学理的讨论，甚至根本不涉及学理讨论，而是强烈地指向公共政策，比如“个税”起征点、遗产税征收、垄断企业工资、腐败等。

何以如此？笔者认为，以公共领域的话语斗争来看待此争议，比之视其为学理性地探究基尼系数的科学适用性问题，更能揭示事件的本质^[4]。反之，这一争议为我们理解当代中国公共领域内某些话语运作的机制和特征提供了一个非常典型的样本。基尼系数作为媒体“普及”于公众的科学知识，随着社会问题逐渐成为一种广泛知晓的社会常识。基尼系数的一般解释或者说“常规解释”（作为“警戒线”、作为“国际通行标准”），被人们据以作为观察、理解、反思和批判中国社会贫富差距、收入分配、社会阶层分化、弱势群体乃至社会公正等问题的科学依据。如果说，这一社会知识因其学理上的“科学性”和“普适性”承诺而获得了某种话语力量的话，那么它所遭受的质疑、反对、修正乃至遮蔽则体现了另一种来自不同方向的社会权力所发动的话语斗争，并体现为特定知识的生产和再生产过程，通过这一过程，不同社会力量争夺着对社会状况给予定义和解释的真理位置。总而言之，本章试图通过这场有关基尼系数的争议，来理解如下一些相互关联的问题：在当代中国的语境中，特定的社会知识为何被再生产？如何被再生产？知识的合法性如何受到置疑？替代性知识的合法性又是如何被建构？换言之，知识的科学性、普遍性乃至“真理性”如何被质疑？如何被重构？这种再生产与宰制性的权力以及意识形态有何关联？社会知识再生产的目的何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