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7月，一个看起来并无多少新闻价值的事件戏剧性地让“仇富论”遭到了网络民意“毁灭性”的打击。7月19日，著名水稻专家、被誉为“杂交水稻之父”的袁隆平院士出现在长沙车展上，据媒体报道，袁隆平逛车展是为了给老伴挑座驾，“袁隆平虽然平时开得不多，但也是一位汽车发烧友，‘家里已经有六七辆车了’。这不，奔驰一款SLK200k敞篷车，马上就吸引了老人的目光”。

报道甫出，随即在各大网站迅速转载，网络上议论纷纷。对于袁老欲买“第八辆车”，大部分网民都旗帜鲜明地表示支持和理解。“不管媒体是否作秀，袁老的财富来得光明正大，他的消费自由只要符合法律和公德，别人不宜说三道四。”“这样的科学家有多少钱也没有人仇富，真正靠自己有钱的，人们敬佩。”两名网友的回帖被上千网友顶成人气帖，一直置顶。看到袁隆平试坐的还是国产的双环车，陕西西安网友说，强烈要求国家给袁老配奔驰和专人司机！就是有七八架私人小飞机也配！针对这一新闻，有网站还推出了简单的民意调查，网友们的反应惊人的一致。

而非常有意思的是，就在网民热挺袁隆平买车的前几天，网友们正在对中国平安老总拿6 610万年薪大加指责和质疑。在逾17万人参与的调查中，92.9%的网民对“深平安三高管年薪均超4 000万”表示不赞同；80.52%的人认为这些高管贡献不及薪酬。

网民们截然相反的态度对长久以来“仇富论”给出了注解。非常值得注意的是，在上述调查的第三个选项中，当问及是否有仇富心理时，有三分之二的网民非常理性地选择了“有”——仇富，仇的是为富不仁。在公共意见一直相当活跃的凯迪社区中，网民们踊跃地发言讨论此事，诸如《从袁隆平身上为何看不到仇富的影子？》、《中国不是仇富的国度》、《仇富不仇袁隆平与公信力》、《中国人究竟是“仇富”，还是“仇腐”？》……不少有理性、有深度的文章被广泛地转载和评论，逐渐形成了高度一致的网络民意。多年来，普通公众对于富人、财富以及“仇富论”等说法内心模糊不清的感觉，因为这个偶然而不经意的事件而得到了充分的澄清，他们找到了清楚表达自己的机会——他们并不仇富，他们无比尊重那些通过为社会做出贡献而获得财富的人，他们所仇视的，是社会不公和为富不仁。因此，不难理解，他们如此热烈地通过投出“赞同票”和“反对票”而表达自己立场。这番起始于网络的声浪，也得到了传统媒体的及时报道和评论。据笔者的粗略统计，在数据库中查找2008年标题中含有关键词“仇富”的媒体文章，以此事为主题的文章占据了全部文章的80%以上，而持续时间则一直从2008年7月底直至10月，这以后才逐渐平息，可见热度之高和影响之大。其间，无论是主流媒体，还是市场化媒体均有文章或评论关注此事，央视《新闻1+1》也以专题的形式予以报道和评论。可以说，近年来罕有一件普通的事件引起如此广泛的关注，其背后当然不是袁隆平的名人身份，主要的原因在于“仇富”论以及与之相关的社会问题，比如贫富差距多年来一直是社会关注的热点，此间的民意一直以暗流的方式生长流动，其势能实为汹涌，而今终于有机会得以顺畅地表达，当然一呼百应。

在题为《中国老百姓从来不仇富》的文章中，著名网络写手“十年砍柴”写道：

有人说网络是暴戾之气的渊薮之地，聚集着许多“仇富”、“仇官”的暴民，可是这些“网络暴民”为什么对袁隆平如此宽容理性呢？这说明，所谓今日国人“仇富”、“仇官”完全是个伪问题，人们只仇恨发不义之财的富人，仇恨坑害百姓的贪官酷吏。这两种人，在哪个民族都被公众仇恨，是人类共同的价值观所排斥的。公众表示对袁隆平富有理解的同时，却对另一位富人——年薪6 000万的平安公司老总马明哲非议颇多，马明哲则称自己的贡献完全对得起巨额年薪。公众为什么厚此薄彼呢？袁隆平根本不需要站出来解释，他的贡献清清楚楚，绝大多数公众根本不需质疑。而尽管马明哲的解释不无道理，可看看今天中国的资本市场，看看今天中国保险业，普通人从中到底得到多少好处呢？得实惠的究竟是哪些人？马明哲恐怕难以给出一个令公众信服的答案。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少数群众不明真相的原因是，有些人故意遮蔽真相。从古到今，中国人不仇富不仇贵，只恨“不义富且贵”。(www.daowen.com)

许多篇文章都表明，这一事件所引发的舆论不仅代表了最广大的普通民众的声音，而且并不缺乏分析的深度和理性。中国青年报评论员曹林以一篇《袁隆平获力挺表明仇富说已破产》的文章，分析了“仇富”这一语词背后意味深长的政治经济学含义。曹林认为：

一直以来，“仇富”是一个被精英们用来妖魔化普罗大众的词汇。某些经济学家动不动就危言耸听地说“要警惕社会向富人开黑枪”，动不动说“要警惕杀富济贫的仇富情绪”，“要尊重这个社会的创富者”。仿佛普罗大众只是一群不劳而获、热爱平均主义，反市场、反财富的懒鬼和暴徒，仿佛他们的思想还停留于平均分配的计划经济时代，自己不努力工作赚钱，还整天心怀妒忌，眼红地盯着富人的财富，甚至会从黑暗的角落里随时给富人脑后拍一板儿砖。在这种描述中，“仇富”成为一个可怕的字眼，公众成为所有财富的敌人。这显然是精英对大众的刻意误读。今天的中国人早已不是改革前热衷于平均主义、爱吃大锅饭的中国人。经过30年改革的市场启蒙和训练，不论是主动还是被动，他们骨子里已经接受了市场经济那套理念，接受了平等竞争、优胜劣汰等现代法则，也认同优胜劣汰中自然会有贫富差距、自然会分化出穷人和富人，认同富人通过最优化地使用稀缺资源而成为富人、穷人在财富激励下可向着富人的方向努力。但这是一个好的、良法下市场经济中才有的场景，而中国当下的法治水平很低，很多富人的财富并非在法律框架中获得，而是通过腐败、不正当竞争等非法方式获得，这样的财富如何能赢得公众的尊重，一个社会怎么能容忍这样的财富？实际上，普罗大众仇视的正是这样的财富。……感谢袁隆平，感谢有这样一个勤劳致富、每一分钱都很干净、充满社会责任感的创富者，让公众能够在鲜明的参照和强烈的对比中毫不掩饰地表达自己的仇富观点。一直被精英们妖魔化的所谓“仇富”，因为有了袁隆平买车这个参照，终于有了正名的机会。事实上，普罗大众的仇富不是非理性的，而是充满理性的；不仅有仇视，更有热烈的爱，仇得越深也爱得越深——仇视周正毅、顾雏军那样的创富者，爱袁隆平这样的创富者。

“袁隆平买车事件”并没有完全消除“仇富”这一语词。在对此事件的热议告一段落之后，“仇富”仍然时不时地出现在各种传媒文本中，仍然有一些媒体在报道某些事件时采用“仇富”作为框架。但是，“政治正确”却似乎因为这件事调整了方向，“仇富论”遭到了沉重的打击。此事之后，“仇富”的说法再难以获得公众的支持，尤其是当涉及公共政策争议之时。事实上，普通公众宁可声称自己是“仇富”的，但“仇富”的原因是不公。消除不公正，而不是“仇富”，成为更强烈、更能得到绝大多数人认可的声音。

借助袁隆平高度的公众认可度，该事件成为一个契机，提供了一个意见显现的入口，甚至提供了意见整合的可能性。但这些尚不足以完全解释这种戏剧性的翻转。事实上，反击“仇富论”的声音在传统媒体和网络中此前一直存在，且在与“仇富论”的面对面交锋中叶并不处于弱势。但在语词的政治中，非常吊诡的是，语词会形成一种大众意识形态的框架。除非你清醒地意识到这种框架，才有可能脱离和反驳这种框架。在多年来传统媒体“仇富论”热闹争议的背后，是普通民众作为“沉默的大多数”承载了这一莫须有的“污名”。所以，笔者认为，“仇富论”的终结，与近年来网络民意的表达力度和表达质量之迅速提升是分不开的。正是通过网络，普通民众的意见得到了充分表达、交流和整合。他们借助网络，意识到自身的意见以及权利，并且在这个相对自由的空间中表达了它们。此外，变化或许还来自社会情势的不同。贫富差距越来越被证实为主要由于社会不公所致，普通民众的感受确凿地告诉了他们这一点，对社会公正要求从来没有像这个时候那么强烈和成为共识，这也是舆论能够在短时间内取得惊人一致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