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薛之争”掀起了又一轮的观念激荡，引起了公众和知识界的强烈关注。这场争论的社会背景，则是中国改革中出现的越来越严重的贫富分化和阶层矛盾问题。

中国改革开放之后，收入分配政策几经探索，最终定位于“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以及“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取向。这一政策虽然促进了经济快速成长，但也与不够透明的政治权力操作结合在一起，为权力市场化导致腐败提供了巨大的空间，并成为贫富急剧分化的主要原因。在现实生活中，公平常常难以“兼顾”，“效率”和“发展”压倒一切并常常成为政治正确性的说辞。因此，当代中国的改革呈现出社会学家孙立平所称为的“断裂”和“失衡”的景象。一方面是社会物质财富奇迹般地堆积，一派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另一方面则社会公正受到严重挑战。官员腐败，特权阶层和垄断集团挤兑公共空间。贫富悬殊已然形成，畸形的利益格局对普通大众越来越不利。在少数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之后，阶层已然趋向于凝固化，底层缺乏基本的资源来谋取上升的空间，甚至出现了大量的绝对贫困人口。多次基尼系数调查表明，贫富之间的差距呈现出加速扩大的趋势。就在“茅薛之争”的同时，亚洲开发银行的数据表明，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中国的收入分配越来越向有利于富人的方向倾斜，成为亚洲贫富差距最大的国家，在世界上与一部分最不民主和没有秩序的国家同列为基尼系数最高的国家，被认为可以作为社会中坚的中产阶层尚未形成，一代相对有竞争力的青年把未来按揭到高昂的房市，消费指数的暴涨又导致生活信心下跌。权利缺失和言路受阻，相对贫困和相对被剥夺感无法表达，遂在网络上弥漫成一种令“主流社会”担心的情绪。

面对贫富阶层的分化，知识界也形成了不同的立场。《南方人物周刊》在“茅薛之争”退潮之后，以《为谁说话：知识分子的分化点》对这场公共辩论作了回顾报道。该报道认为，在贫富问题的争论中，茅于轼和薛涌分别成为“为富人说话”和“为穷人说话”的代表，双方各有拥趸，迅速形成对垒之势。(www.daowen.com)

该报道没有回避“阵营”问题，认为“拥薛派”更多的是草根读者，不过也不乏知识界的支持者，比如很活跃的独立知识分子陈永苗，他同样对茅于轼持较为激烈的批评态度，并且对新时期的不公正坚持“最低限度的容忍”。他提出的问题是：“改革是为穷人的，不是为富人服务的”；让富人更富，穷人更穷，穷人就没有了机会，而茅于轼是在穷人与富人的矛盾中间“拉偏架”。但是，据该篇报道的撰写者何三畏的电话调查，在活跃的自由知识分子圈，多数人不支持薛涌，特别对他因为长期合作的媒体不发表他批评茅先生的文章而发出高调指责表示不以为然。辩论带来精神紧张，从问题过渡到了“态度”，如指薛“讨好穷人”，“另有所图”或捞取“政治资本”。也正是因此，薛涌的立场很容易被指认为是民粹主义，更何况薛涌一直标榜自己“反主流精英”和“反智”。而茅于轼的同辈学者吴敬琏则在《中国改革》杂志发文谴责薛涌：“最近几年的争论中，少数人极力散布他们对贫富差别过大的原因所做的歪曲解释。”“2002年的中共十六大已经确定了‘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的正确方针，但在几次‘左’倾思想回潮中，传统路线的支持者仍然利用一些人的民粹主义情绪蒙蔽‘弱势群体’，挑拨他们与中等阶层之间的关系，煽动‘反精英’和‘仇智’。”

另外，此文提出了一个值得重视的观点，改革开放以来的前几次观念之争，大致只是知识精英之间的演练，而此次由贫富分化激荡起来的观念对垒，则席卷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一直自称为“弱势”代言的新左派这次却不作声）和普通大众，特别是网络青年的参与，使它成为一个真正的公共话题和公共选择，使得激进与保守，或者说“左”与“右”的分化就跟中国社会的贫富一样明显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