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茅于轼提出的一系列观点及其引发的争议，旅美学者薛涌在《南方都市报》等媒体专栏和个人博客中连续撰文做出了强烈的反驳。这一争议之激烈，甚至导致了薛涌与和其长期合作的媒体《南方都市报》的关系破裂。在论战之后，薛涌将其与茅于轼争论的文章以及对最低工资制、土地制度等问题的批判汇编成书，书名即为《仇富：当下中国的贫富之争》，足见这一“新词”所表达的意见气候的力量。

薛涌，20世纪80年代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之后曾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后赴美留学，获耶鲁大学历史系博士，现为旅美学者。薛涌在博客中自称“反智的书生”，主张“草根才是主流”，以“穷人的代言人”自居，因此也被认为是中国当代“民粹主义”的代表人物。

薛涌直接反驳茅于轼的文章包括《中国人歧视富人吗？》、《从民工被打看“首先保护富人权利”》、《为富人说话能为穷人办事吗？》、《要勤劳致富，就必须保护穷人》、《崇拜财富并不能创造财富》、《只有保护穷人，穷人才能变富》、《贫富分化是市场经济必然结果吗？》等。

无论在此前出版的《草根才是主流》一书还是在此次辩论中，薛涌坚持认为，中国经济起飞的首要功臣，是那些老老实实的工人农民。……中国以技术含量不高的产品创造了辉煌的经济发展，这只能是依赖于普通劳动者的勤劳和在收入上的牺牲。而现在，恰恰是给他们回报的时候了。针对茅于轼认为中国社会“歧视富人”和“仇富”的观点，薛涌认为纯属子虚乌有，并请茅于轼出示证据。他反驳说，老百姓网上骂声不断，并非歧视富人，而是没有其他渠道来表达自己的利益。殴打讨薪民工事件的不断发生，在薛涌看来，恰恰是对茅于轼所谓“要首先保护富人”观点的绝妙讽刺。(www.daowen.com)

茅于轼在文章中曾提及市场经济与平等的关系问题。他说：“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的不同，前者是人权的平等，它必然造成收入上的不平等，因为人与人不同，能力有大小，运气又好坏。后者是经济上平等的，它必然有人权上的不平等作后盾，只有强制性地压制优秀分子才能做到经济上的平等。”作为自由市场的支持者，茅于轼在这里显然把理论绝对化了，而忽略掉了现实的模糊性和复杂性。的确，市场经济确实会造成收入不平等，问题在于这种不平等到了什么样的程度。对此，薛涌以基尼系数的统计作为论据：

中国的基尼系数是44.7，属于贫富分化非常厉害的30几个国家之一。比中国贫富分化严重的发达国家，我居然找不到一个。事实上，世界上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贫富分化都比中国小。比如，丹麦、日本、瑞典、挪威，在均富程度上各排第一、第二、第三、第五，基尼系数分别为24.7、24.9、25和25.8。再看世界主要经济大国，美国以贫富分化著称，其基尼系数是40.8，德国则是28.3，英国是36，法国是32.7。超过40水平的发达国家，只有美国和新加坡 （42.5），但也都比中国低。再看看那些比中国贫富分化更严重的国家，主要是一大堆非洲的穷国，以及斯里兰卡、海地等世界贫困的角落，外加上几个经济表现稍好的发展中国家：巴西、墨西哥、阿根廷、智利……从这些数据中，我们大体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市场经济，特别是健康的市场经济，导致的不是贫富分化，而是均富。贫富分化，大多出现在没有市场经济或者市场经济不健全的地方（如中国和拉美国家）。没有一个像样的市场经济国家，贫富分化达到了今天中国的程度。同时，人权平等的国家，即那些成熟的民主国家，总体上比人权不平等的国家有更多的经济平等。经济平等和政治平等当然是不同的事情。但两者是成正比的关系，绝对不像茅先生描绘的那样是呈反比的关系。

而对于茅于轼“只有保护富人，穷人才能变富”一说，薛涌则认为，“只有保护穷人，穷人才能变富”。因为，“所谓勤劳致富的人，大部分是从贫困起家的。你口口声声保护富人，故意不提保护穷人，那么怎么可能鼓励人们勤劳致富呢？……而既然穷人和富人都应该受到保护，那为什么要只说保护富人呢？”薛涌认为，中国社会不但不强调保护穷人，而且欺负穷人，许多可能勤劳致富的人，在穷困时没有得到基本的保护而丧失了进入富人层的机会，这才使勤劳致富的人占富人上层很小的比例，通过权钱交易而成为富人的人则成了主流。薛涌认为，宣称社会上存在“仇富”心态的人，似乎在说贫民会以打土豪分田地的方式来瓜分富人财产。以此为名义来捍卫“保护富人论”是无法经得住当下社会常识的检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