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教育 “仇富”作为一种社会想象

“仇富”作为一种社会想象

时间:2023-06-05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传媒对“仇富”情绪的放大和强调,使得它成为一种具有破坏性、负面性的社会想象。所谓“仇富”是一种嫉妒心理在作祟,是一种极不健康的心态。此外,民意的主流并不认同社会中的“仇富”心理。调查显示,22.7%的受访市民明确表示周围人群不存在“仇富”心理,35.4%的人认为只是“个别存在”,而认为这种心理“普遍存在”和“多数存在”的比例分别为9.1%、9.5%,两者合计仅为18.6%。

“仇富”作为一种社会想象

2003年以后,传媒广泛地使用“仇富”作为报道框架,使“仇富”一时成为流行语。然而,究竟什么可以被定义为“仇富情绪”?社会中是否真的存在严重的仇富情绪?不光是普通民众,大多数传媒也未认真地进行反思。传媒无意识中对流行的迎合,加剧了人们对社会环境的错误评估。传媒对“仇富”情绪的放大和强调,使得它成为一种具有破坏性、负面性的社会想象。而这种社会想象又进一步促使传媒在报道事件中继续采用这样的框架,即产生一种自证预言式的效果。

《南方都市报》报道:“江西省两青年博中上期足彩全国唯一的500万元大奖,而后戴着面具去领奖,其中一人戴着猪八戒面具,另一人则倒戴着圣诞老人的面具,吓坏了工作人员。后来才知道,那两个人就是03039期足彩500万元头奖得主。”(《南方都市报》2004年12月5日)人们对自身财富的隐私保护,本来是一种寻常的情形,尤其是现代社会中,人们越来越重视自己的隐私权。得了大奖,不愿被传媒曝光,实在正常不过。退一步,即便两位当事人因为担心被打劫而戴面具,也并不令人感到意外。然而,这样一件事,却被许多评论者套用了“凸显社会仇富情绪严重”的框架加以评说。例如:

得了大奖不敢声张不说,还戴着面具去领奖,这种做法很值得人们玩味和深思。在国外,每每得了大奖,大家常常是同欢共庆,得奖者根本不怕“露富”,而我们则不然,一旦得了大奖后,马上会遭到人们的嫉妒,甚至会成为敲诈的对象,在这种可怕的“仇富心态”阴影的笼罩下,使得许多人不敢再轻易露富。

所谓“仇富”是一种嫉妒心理在作祟,是一种极不健康的心态。现实生活中总有这样一种人,他们看到别人富了,心里就不平衡,有的看到别人发了财,眼睛就红,就来它个“眼里容不得沙子”,这种可怕的“仇富”造成了人世间的隔膜与对立,成了人际关系的“冷面杀手”。

要摒弃不良的“仇富”心理,最重要的是要有一颗善心,有一个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当今我们的社会的的确确存在着一种可怕的“仇富情结”,它像恶魔一样如影随形,这一可怕的“社会丑陋症”若不及早消除,蒙面领奖的事情还会不断出现[9]。(www.daowen.com)

能够说明这种悖论的事例屡见不鲜。也有不少明智的读者或者评论员指出了其中的矛盾。如题为《中国富人为何很少行善》的评论文章中提到的观点:“由于行善渠道不畅及富豪们担心仇富的心态等主客观原因的存在,阻碍了中国富人们的行善之举。在目前仇富心态盛行的社会大环境中,让别人知道自己有钱对富豪来说不是好事,严重的甚至会危及本人和家人的安全。”一位评论者以常识的精神回应这篇文章道:“如果说富翁们怕行善露富而被人仇视,那为什么那么多的富翁一吃就是天价宴、黄金宴,一表爱情就送9 999朵玫瑰之类的,一举行婚礼就是车队侍候、花销百万,一和经销商闹别扭砸的就是宝马奔驰,一玩起宠物就是几十万、上百万的……在摆阔斗富时一掷万金,在胡吃海喝上暴殄天物,难道就不怕露富吗?这时就不怕危及家人和本人的安全?为什么一行起善来就怕露富,就怕危及家人和本人的安全?难道说行善比摆阔斗富更张扬?难道说行善比摆阔斗富更叫人仇视?”

然而,大众传媒时代大规模复制的传播力量,使媒体很少去明辨那些细致但却重要的是非,最终成为流行观点不加省察的接受者。吊诡的是,与传媒不断地在新闻报道中使用仇富作为框架相反的是,在经济相对发达、市场经济发育相对充分的广州,2003年之后的多次社会调查都证实,社会中并没有普遍的仇富情绪存在。

2003年3月,广州社情民意中心就近期市民对收入差距的态度问题所作专项抽样调查显示,多数市民认为目前收入差距在拉大,但否认存在“仇富”现象。调查显示,53%受访市民对目前的收入差距问题表示关注。对于收入差距状况,36%认为“差距悬殊”,32%认为“差距较大”,只有11%认为是“正常水平”。59%的人认为近年居民收入“差距更大”。受访市民认为目前收入差距“合理”的占32.7%,认为“不合理”的占35.2%,还有24.3%的人表示“难说”,这表明市民对收入差距的态度比较矛盾。从对收入差距的承受力来看,表示“可以承受”的占42.8%,表示“不可以承受”的占25.1%,这说明市民的承受力总体尚可。63.4%的受访市民肯定高收入阶层推动社会发展的作用。而对于低收入阶层,表示“同情”的占31.3%,表示“帮助”的占22.7%。对于缩小收入差距的措施,66.4%的人认为是尽快让失业人员重新上岗。对于收入差距的形成原因的看法,颇能体现市民对待富人和财富的态度,而在这个问题上,受访市民认为形成收入差距排在首位的原因是“人的能力有高有低”。多数市民把个人能力和致富联系起来看,高达64.5%的人赞同“只要有能力和本事,在广州就能致富”的观点。明确的针对“仇富”的问题,调查显示,40%受访市民认为周围人群不存在“仇富”心理,而认为这种心理“普遍存在”和“多数存在”的分别只占8.3%和8.9%,认为“个别存在”的占32.2%。调查显示出,广州市民大部分能以平衡的心态对待富裕和有钱人。对于社会中是否存在“为富不仁”现象,49%的受访者认为“个别存在”,这成为最多数人的看法[10]

2005年5月,广州再次进行了“收入差距问题公众评价调查”,调查覆盖全市十区。结果显示:广州市民崇尚个人奋斗,仅有不到两成的市民认为社会存有“仇富”心态。秉承多年的历史传统,广州人坚持凭个人努力和奋斗就能致富的观点,对收入差距的承受力很高。统计显示,表示差距“可以承受”的比例超过四成,只有两成左右的市民表示“难以承受”,这和2003年的相同调查相比,变化不大。同时,多数市民肯定高收入阶层推动社会发展的积极作用。至于为富不仁,市民将其归结为个别存在的社会现象,持这种看法的受访者比例为38.4%,居于多数。此外,民意的主流并不认同社会中的“仇富”心理。调查显示,22.7%的受访市民明确表示周围人群不存在“仇富”心理,35.4%的人认为只是“个别存在”,而认为这种心理“普遍存在”和“多数存在”的比例分别为9.1%、9.5%,两者合计仅为18.6%。此外,超过六成市民认同“只要有能力和本事,在广州就能致富”的观点,这说明广州人崇尚个人奋斗、心理健康、理性,也说明社会提供的创业和发展机会得到多数人认同。调查还发现,对于贫困人群的社会保障问题,80.9%的人明确表态赞成应该由政府来解决,换个角度看,数据说明民意的主流认同政府在解决收入差距问题中的主导地位。公众期望政府在建立社会安全网、健全市场竞争体制方面有所作为,市民尤其是弱势群体应更加充分、直接地分享到社会福利。调查显示,半数以上的受访市民关注收入差距问题,55%的人认为近两年收入差距呈扩大趋势,其中22%的人认为“差距悬殊”。而对于这种差距,38.6%的市民质疑其合理性,只有23.8%的人认为该现象是正常的。有意思的是,调查显示,收入越高、学历越高的人群趋向认为收入差距不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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