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7月，浙江省台州市黄岩区院桥镇39岁的居民章兴法被其同村居民章明华杀害，其妻子和儿子也同时遇害。此案因其凶残而被不少媒体报道（很多媒体都采用了诸如“仇富酿就灭门惨案，一家三口被砍50余刀”这样的标题）。据传媒报道，事件的背景是邻里之间的“红眼病”：“章明华家本来和章兴法家关系不错，但随着章兴法从事家庭作坊生产，慢慢富裕起来，而且还雇了几十个工人，而章明华不但家里破破烂烂，还经常向人借钱，妻子为了养家外出打工，章明华却无所事事，两家关系起了变化。此外，由于他向章兴法借钱久借不还，后来再借钱时，章兴法的妻子王玲萍有所微辞，以上的林林总总导致章明华的心理越来越不平衡。据章明华交代，前阶段他与章兴法发生矛盾后，便怀恨在心。20多天前，章明华与妻子吵架，妻子便回了娘家。于是章明华迁怒章兴法一家，杀人的动机就此产生。”^[8]

尽管，“红眼病”与“仇富”有某些有联系或者类似的成分，但并不难分辨“红眼病”与“仇富”之间的差异：（1）“仇富”是具有集体性的社会情绪，而“红眼病”则是个人化的；（2）仇富情绪所指向的对象是整个“富人”群体，而“红眼病”则以个人为对象，而这个对象常常是身边人或者熟悉的人；（3）“红眼病”所嫉恨的东西并不一定就是财富，也可以是其他人们想要获得的有价值的东西。传媒将一起因为“红眼病”导致的凶杀案上升为“仇富”，究竟是对语词理解的不准确，还是刻意使然？显然，“仇富”已经成为一个新的流行语、一种新的社会评论框架，用“仇富”能够吸引更广泛的关注。

2003年8月21日，《香港经济日报》用“仇富升温连杀富豪，港商勿张扬”的标题整合了2003年年初李海仓凶案发生以来中国内地发生的五起事件，试图为内地的“仇富”情绪定性。这五起事件分别是：“（1）拥有逾2亿元人民币公司资产的甘肃民营企业家刘恩谦，8月17日于家中遭人暗杀；（2）4月，北京市通州区杨闸西马庄园小区内，有24部红旗、宝来、帕萨特等豪华汽车被刺破轮胎；八宝山永乐小区有20部帕萨特、宝来、捷达、奥拓等汽车一夜被砸坏；（3）6月24日，上海台商宋钰一家3口，遭江苏籍歹徒黄利刚和程亮灭门，劫得吉普车、现金等财物；（4）7月初，在广东省东莞市塘兴镇台商吴宪昌，被5名外省歹徒谋害，劫走40万元人民币现款；（5）浙江省台州市黄岩区院桥镇39岁的富豪章兴法和他妻子及9岁的儿子，今年7月12日凌晨被砍死在卧室里，行凶者是曾经获章兴法资助过的邻居章明华。”(www.daowen.com)

将上述案件罗列在一起，给予“仇富”的标题——且不说在一年之中，被散乱堆砌的这几则犯罪事件缺乏必然的联系，更重要的在于，为了抢劫钱财而进行犯罪是否应该被归结为“仇富”情绪使然？如果这种模式可以被称为仇富的话，那么这个世界自古以来就是有“仇富”情绪存在的。抢劫犯罪率的高低，就等同于社会仇富情绪指标的高低。这种解释显然是难以自圆其说的。特别耐人寻味的是，章兴发在这篇报道中被称为“富豪”，似乎是为了印证标题给出的观点，然而，在大部分有关章兴发遭凶杀事件的完整报道中，章兴发的身份是一个生产卫浴装修配件的小厂的厂长，这与通常理解的富豪是有着很大差异的。另一个值得指出的事实是，根据传媒事后的调查报道，刘恩谦是凶杀的误杀，且与仇富毫无关系。那么，我们从上述分析中也许能洞察到传媒称为“仇富”的逻辑——事实上，简单到只要是“富人遇害”，那么就一定是“仇富”心态使然。如果遇害的富人越具有名望、越富有，那么“仇富”的指证就越确凿。这篇文章还援引了两位人士的话来支持其观点：“有内地社会学家认为，富豪遭凶杀事件接连发生，可能与近年内地部分民众的‘仇富’心态升温有关”；“港商温先生出口欧盟皮具生意额，每年多达几千万港币，但他到深圳巡厂，衣着非常朴素。‘低调’是他经常强调的，温先生讲：‘内地有人见到有钱人就眼红，杀人放火都有份！所以港商进去内地，千万不要张扬！’”

在缺乏确切的犯罪率统计和更加详细的案件背景资料的前提下，我们无法断然地做出“仇富”导致犯罪的推理，当然相反的推理也缺乏绝对的证据。但问题的关键、也是令人饶有兴味的地方在于：为何传媒热衷于选择“仇富”作为框架来报道此类新闻事件？为何刻意地强调和放大“仇富”这个语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