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4月中旬之后，因为李海仓等案件引起的仇富论争议已经基本结束。5月，少有媒体再提及此事。但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6月中旬央行推出房地产紧缩政策，引起了房地产商阶层的集体行动。他们召开会议、举办论坛、通过媒体发表评论。任志强在此祭出“仇富论”的法宝，矛头直指央行，称新政为“仇富政策”。

20世纪90年代末期以来，伴随着房改政策的推进，中国的房地产业开始了新一轮的快速增长。在国家的正式文件中，开始提出“力争将房地产业发展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数据显示，目前房地产及建筑业增加值约9 000亿元，约占GDP的9%。1998年以来，房地产业每年直接和间接拉动经济增长约2个百分点。房地产业的产业链较长，涉及数十个产业。房地产业就业人数年增长率达4.5%，有3 000多万人直接从事与房地产业有关的工作。但是，在行业高速发展的同时，一些观察家指出，我国的房地产业出现了“过热”的迹象：2003年1月，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所和新华在线信息技术公司近日在京发布的《2002—2003年度中国行业景气分析报告》中认为，目前中国房地产的确存在区域性泡沫现象，这些地区主要集中在东部地区，其中以北京、上海、辽宁、广东和浙江最为突出。这份报告同时给出了一个判断房地产泡沫的“五高”标准，即投资的持续超高增长、消费的持续超高增长、房价持续大幅攀高或持续居高不下、房地产投资所占比重高以及房价收入比明显偏高。与此同时，民众的实际感受也同样能说明问题：在国际上，房价和居民年收入之比一般在4倍到6倍，而我国大部分地区已经超过了8倍甚至高达15倍！此报告的出台，使民间本已对房价过高的不满情绪找到了理论上的根据，一时间，舆论纷纷要求挤压房地产泡沫，规范房地产建设和投资行为。在此背景下，2003年6月13日，中国人民银行出台了一项政策性文件《关于进一步加强房地产信贷业务管理的通知》（被业界称为“121号文件”）。《通知》对商业银行的开发商开发贷款、土地储备贷款、个人住房贷款、个人住房公积金委托贷款等七方面全部做了进一步规范，提出了更为严格的贷款条件。此举的含义，在官方的媒介上很明确：是为了规范房地产市场，促进房地产市场的健康发展；并且能改变房地产涨价过快、中低价位住房过少的情况。以《人民日报》为例，该报在2003年6月14日的“经济时评”专栏中说：“从去年下半年以来，部分地区出现了房地产投资增幅过高、商品房空置面积增加、房价上涨过快以及低价位住房供不应求、高档住宅空置较多等结构性问题。部分地区的商业银行违反有关规定，放松信贷条件，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这些地区房地产投资的过热倾向。央行推出这些新政策，有利于防范房地产信贷业务的风险。此外，从总体上看，新政策的推出有助于改变房价上涨较快、中低价位住房较少等现状，使更多居民的住房消费需求得以源源释放，从而更好地扩大内需、拉动经济快速增长。”

然而与之相反，这一政策性文件在房地产商看来，却是“十年未有之铁律”——在该文件出台以后，观察家发现，反对者不是个别的房产商，而是一个由房地产商集结而成的阶层。随后的几年中在舆论市场上广受关注的北京华远房地产集团董事长任志强，时任全国工商联住宅产业商会轮值主席，他在向“中国房地产信贷政策论坛”提交文章时，则直接使用了“仇富政策”作为文章的标题。任志强以及其所代表的房产商集团之目标在于抵制央行的调控政策，他的论辩策略在于，“仇富”在这里成为一个重要的勾连（articulation），将政策中的利益争端导入意识形态场域。这当然并非创举，而是多年来在中国在制定和执行经济社会政策时常见的话语技术。政策上的利益之争往往被转化为经济改革方向和意识形态的立场正确和立场错误的政治问题。在此前的“查税风暴”中，我们也看到相似的一幕。

任志强首先对富人群体的财富来源进行了正当化解释，认为虽然有一些人利用了改革开放的政策空间，用合法与非法的手段创造了暴富，但更多的人则是用劳动所得的提高和个人诚实经营的结果形成了财富。同时，他也没有忘记将富裕与改革开放的正当性联系起来，“改革开放”作为最宏大的政策叙事，同时也是一种强有力的意识形态教条。当然这并非否定改革开放政策给中国带来的种种进步，而是指出，在意识形态的教条尚未完全解除，自由辩论不能充分展开的情况下，在当代不同群体的利益博弈中，是否站在“改革开放”这一边，常常被用作一顶“政治帽子”来给予对手以打击。如任志强写道：

改革开放之后的发展情况中大约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中国人民之所以能富起来在于政策允许人民富起来，欢迎、支持、促进人民富起来。首先是小平同志提出的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以带动共同富裕的理论出现，让万元户从冒尖的光荣变成了普遍现象，然后才有了百万元户和亿万元户的出现。由此可见“仇富”的概念不是仅指对富人的仇视，而在于政策的出发点与行为约束是鼓励人们走致富的道路，还是限制、约束人们从贫穷走向富裕，并在人们实现富裕的努力中设置障碍或增加困难。(www.daowen.com)

此外，党的文件在这里也被当做具有更高的合法性的文本，作为支持其反对新政的依据：

“十六大”提出要让中国人富起来，要让中国人住得更好、活得更好。但央行的121号文件却逆“十六大”精神而行，为更多的城市居民富裕起来不断改善居住条件而设置障碍。表面看“文件”对购买第二套住房的居民提高首付与个贷利率是一种维护和调节社会公平的做法，并在防止“炒房”现象而规避信贷风险。但实际是仇视和歧视城镇居民从贫穷走向富裕的政策。

任志强的此番言论，被中国新闻社报道之后，有着巨大的媒体转载量。虽然不少媒体并没有直接用“仇富政策”作为新闻标题，但其主要观点已表露无遗。在这次央行与房地产商集团的政策博弈中，后者影响舆论的能力明确地显现出来。通常说来，在当代中国，对于一项政府机关出台的政策，即使政策中有不合理之处，地方政府或相关行业可能一般只会采取间接抵制执行（或者歪曲执行，即“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做法，公共媒体也不大可能出现反对的声音。原因很简单，在正式的政策出台以后，在现行的体制空间内，新闻传媒的首要目的就是要为国家政策的合理性做宣传，如果发现了问题，再通过舆论监督的形式反馈回来。这是媒介在当代中国政策过程中的一般行动逻辑。但这一事例表明，某些情况正在发生微妙的变化。在房地产商作为一个与政策相关的利益集团反对央行政策的过程中，一批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媒体为他们提供了舆论阵地，使得这一阶层中的精英分子的观点得到了广泛传播的机会。2003年6月17日下午，《经济观察报》会同全国工商联住宅产业商会共同举办了一次事后论坛，北京万科总经理吴有富、北京金地地产总经理陈长春等京城房地产界人士扎堆在华彬大厦，其对论坛原定主题“关注健康人居，关注健康城市”的讨论草草了事，旋即转移到对央行“121号文件”对房地产业影响的讨论上。8月16日的中国房地产信贷政策论坛，也主要由媒体操办。此次论坛三家主办单位中的两家是媒体：《北京青年报》、《银行家》杂志，《经济观察报》和《中华时报》提供了媒体支持，而搜狐网为论坛提供了网络支持。一周后，由《21世纪经济报道》主办的地产论坛2003年年会在博鳌召开，从主题就可以看出论坛对“121号文件”的关注：金融紧缩下的房地产。论坛锣鼓尚未敲响，主旋律已经奏出。该报在论坛开讲前告知读者：地产界大腕冯仑、王健林、郭梓文、刘晓光、任志强、潘石屹等将纷纷登台亮相，“121号文件”的发言人戴根有及其他政经界人物也出席论坛并作演讲。

央行的新政最终以戏剧性结果而告终——在“121号文件”发出的78天之后，国务院于2003年8月31日出台了《国务院关于促进房地产市场持续健康发展的通知》，并于9月1日在《人民日报》正式对外公布。该通知“肯定了全国的房地产市场是健康的，没有泡沫，局部地区有些问题但不是全局有问题”，并首次提出“房地产业已经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的判断，希望借此抵消“121号文件”给房地产商和投资者所带来的负面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