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一般认为现代社会可分为三大系统，即社会系统、政治系统和经济系统。在计划经济时代，社会系统、政治系统和经济系统合而为一。人们的利益诉求由于与经济体制安排高度相关，社会状况也是铁板一块。此外，党政高度一体化，党的组织和行政组织结构不仅在结构上相似——科层化的组织体系，而且在功能上相似——都履行着对社会的直接管理和控制职能，社会高度政治化、行政化。从20世纪70年代末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开始，一直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确立，中国经济体制和运行规则发生了巨变。随着经济领域的变革，中国社会也经历了一场变迁。社会分化和社会多元化，成为改革后中国社会的基本面貌。中国经济领域的变革对社会领域最大的冲击，就是利益格局的多元化开始显现。社会利益的多元化，在社会的现代化变迁中具有基础性的意义。伴随着社会利益多元化的是社会舆论、价值观念、社会生活、社会组织、思想与政治倾向的多元化。

在中国这样的现实环境下，决策过程只有在与外界环境的交换和转换过程中才能获得能量，才能获得发展的动力。这种来自行政系统外部的要求和支持叫做利益的外输入。利益的外输入对行政系统的决策具有重要的意义。

1978年，财政部批准了《人民日报》等八家报社实施企业化管理的报告，这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意味着传媒业开始走向市场。1979年1月28日，《解放日报》刊登了“文革”之后的第一则报纸广告。同年5月14日，中宣部发文肯定了媒介恢复广告的做法。1995年年初，复旦大学李良荣教授在《试论当前我国新闻事业的双重性》一文中，正式提出了中国传媒具有上层建筑和信息产业双重属性的概念。中国新闻媒体双重属性的确立为新闻媒体走向市场提供了理论支撑，并由此引发媒体经济的起飞。“事业性质，企业化运作”使相当部分的媒体必须自负盈亏。为此，全国近万家媒体（约2 000家报纸，约2 000家电台，约3 000家电视台，约3 000家生活时尚、新闻财经类杂志）都齐步走向市场，以广告收入作为主要收入来源。其中电台、电视台95%以上收入来自广告，报刊除发行收入外，98%收入来自广告。广告市场僧多粥少，竞争之激烈近乎残酷^[20]。除此之外，1996年，广州日报报业集团成立，标志着我国的媒体走向了集团化的时代。而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传媒业的高投资回报率，资本市场开始进入传媒业。一系列的资本运作在传媒业展开，出现了跨地区、跨行业、跨媒体的媒介经营案例。(www.daowen.com)

媒体的市场化运作意味着媒体必须考虑日益多元化的受众。随之新闻报道也实现了一系列的突破。面向市场，使作为制度性利益表达渠道的媒体有了现实的基础和动力，从而使中国政策过程中的权力精英“内输入”模式一统天下的局面有所突破。而且这种突破相对于其他的制度性的“外输入”，比如人大、政协、社会团体等力度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