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党报特指中国共产党的各级机关报，是党的思想工具、教育工具、舆论工具和领导方式。我国的党报与西方国家的政党报纸有着显著的区别，即在于政党制度的不同。由于我国是由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的国家，因而就从根本意义上确定了党报发言的权威性。就舆论市场而言，代表国家和政党的声音的出处只有一个，就是党的机关媒体，这种权威性或者说决定性论断是毋庸置疑的，党报的受众大多为机关干部，这些受众的阅读心理就是关注党的政策，为自己的工作寻找理论支撑。

从党报的这种定位我们可以知道，党报文化是精英文化，代表官方话语。从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党报党刊是高层决策者启动政策项目议程设置的重要工具。《人民日报》前工商部主任林晰在接受采访时，回顾自己亲历的改革开放30年，他讲述了一篇重要社论《让我国的商品生产更加兴旺发达》的发表过程：这本来是我们的一篇社论稿，在1982年的时候就写成了，为这篇稿子，我们曾经访问过孙冶方、薛暮桥这两位经济学界的权威。而且，薛暮桥同志还改过这篇稿子。他们对《人民日报》当时能写这样一篇社论，非常赞成，认为发展商品生产是一个涉及整个经济发展的关键性问题。因为当时在《人民日报》的版面上，“商品经济”这个词不能随便用，只能够用“商品生产”。即使用“商品生产”的时候，见报的频率也不能太高，当时有这么一个规定。但是我们这篇稿子送上以后，送给当时国务院的领导同志看，他给安岗同志（时任人民日报社副总编辑）批了这么几句话，他说，这篇社论暂缓发表，因为有些问题的看法还没完全一致，但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要把我们的经济建设推进，就要搞商品经济，要搞价值法则，不能像过去那样糊里糊涂地空喊社会主义。当时这篇稿子送上去，我记得有三四次都是说暂缓发表，为什么？就是因为大家意见不一致，上面的意见不一致。这样到了1984年年初，这篇稿子就退回来了。我当时的印象是万里同志审阅退回来的。这篇稿子退回来以后，我马上交给当时我们的值班副总编辑翟向东同志。但是后来很奇怪，这篇稿子见报的时候，题目变了，本来是叫做“让我国的商品经济兴旺发达起来”，后来见报的时候把“商品经济”改成了“商品生产”。而且在发表的过程中，把“社论”改成了“评论员文章”，就是降级了。而且我当时的考虑这么一篇重要的社论应该放在《人民日报》的头版头条，而且是大字标题。因为在当时的情况下，能提出“商品经济”应该是一个很大的震动。结果这篇稿子改了题目，而且放在二版，又把“社论”降格到“评论员文章”，就是降低了评论的价值了。所以我对这个事情很不以为然，但是也没办法，这个事情确实反映了大家思想不一致，确实遇到了阻力。但是《人民日报》能够发这么一篇评论也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18]。这充分体现了《人民日报》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机关报，其在国家政策实施前的议程设置作用。“内输入政策过程”至少有以下四个方面的特点。第一，政策项目的议程设置由高层决策者启动。在胡伟关于“内输入”的论述中，内输入是由于政治精英对于问题的认识而对政治系统的一种要求；在政策研究中，这种要求就是政策议程的启动。第二，政策制定过程由部门推进。与“内输入”的政策议程启动相配合，政策的制定过程必然由具体的行政部门来推进：领导人的倡导只是提出一些框架或概念，具有操作性的实质内容需要具体的工作部门来完成。这种工作部门可能是一个司局，更有可能是一个处室，甚至可能具体到某一个行政人员。第三，行政部门自有其收集意见和征集建议的方法。当然，这并不是公开的可以普遍参与的制度，这种意见收集或建议征集往往由行政部门主动发起，其对象是有选择性的。第四，行政部门在利益平衡中成为核心。在政策的执行中原有的利益平衡被打破，各方行动者进行利益博弈以寻求在新的利益秩序中占据有利位置，在此时，行政部门为达成新的平衡，势必与各方行动者进行互动并做出决定，从而成为利益平衡的中心。

让我国的商品生产更加兴旺发达

《人民日报》　1984.02.15

本报评论员

在过去的几年里，我国城乡经济持续发展，其主要标志是社会商品供应状况有所好转。在农村，商品生产更是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蓬勃发展，单一的农业生产开始变为农工商综合经营的多层次商品性生产，我国的经济构成正在发生重大变化。面对新的形势，我们的指导思想和实际工作还有许多不适应之处。各级领导还缺乏管理商品生产的经验。过去的老办法、老经验已经过时，必须更新我们的知识结构，从大规模发展商品生产出发，研究如何使我国的城乡市场进一步繁荣起来，如何为全社会提供更多更好的生产资料和消费品。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现实问题，也是一个重大理论问题。为了从理论和实践上解决这个问题，首先需要提高我们的认识水平，真正弄清楚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含义和发展商品生产的重大意义。

……

商品经济在历史上起过巨大的作用。它同自然经济相比无疑是很大的进步。资本主义社会和以前的社会不同，自然经济越来越少，整个社会商品化了。它在短短的二百多年中所创造的生产力，大大超过了以往世世代代所创造的生产力。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同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有着本质的不同。我国是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实行计划经济的，人剥削人的关系已经不存在，劳动力也不是商品。但是，由于我们是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生产很不发达，在企业之间、人们之间的经济交换，仍然要通过商品经济的形式来实现。我们要坚决贯彻执行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方针，大力发展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把蕴藏在社会中的巨大生产力挖掘出来，进一步促进社会的繁荣。

……

发展商品生产，就要发展商品交换。每个地方都有它的资源优势，资源优势能不能转变为产品优势，产品优势能不能转化为商品优势，进一步能不能转化为全面的经济优势，取决于这个地方的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是否发达。在工业上，那种“宁愿单干，不求协作”，“万事不求人”的想法和做法，否定了社会分工的必要性，否定了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的必要性，越来越不能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需要。当前，一些企业采取“一条龙”的形式，组织专业化协作，大大促进了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流通，在扩大生产规模，节约物力、人力的消耗，提高产品质量，开发新产品，提高经济效益等方面开创了新的局面。在农业上，专业户、重点户的出现，是农村分工分业发展的必然趋势，是促进社会生产的新事物。它是专业化商品生产的雏形，将有力地促进农副各业的发展，给农村带来一系列的深刻变化。在流通领域中，多种经济成分、多条流通渠道、多种经营方式和少环节的流通形式，是加快流通、搞活经济的有效措施。总之，在发展商品生产的实践活动中，工、农、商各条战线会不断出现新事物、新办法、新创造，我们要认真加以研究、分析、总结，取其利，去其弊，使之不断完善和发展。

……

涉及社会分配改革这样的重大政策，党报党刊党的机关媒体一直扮演着高层决策者启动政策议程的重要工具。在收入分配政策的历史沿革中，1984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年份。这一年，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深化分配制度改革，进一步贯彻落实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并做出了若干具体规定。十二届三中全会以后，一是改革国有企业工资管理体制，实行企业工资总额同经济效益挂钩的制度；二是改革了机关事业单位的工资制度，实行结构工资制；三是开征个人收入调节税。而在此前的1982年至1983年，《人民日报》发表了论“大锅饭”的系列社论。以下是其中一篇社论的全文：(www.daowen.com)

“大锅饭”养懒汉——四论不能再吃“大锅饭”

在我们的企业里（这里是说企业，当然不只是企业），有一批懒汉，他们有力气不干活，或不好好干活，工资照拿，劳保福利照领。正直的人们，对懒汉十分厌恶。当然，这里说的懒汉，绝不是指丧失劳动能力的老、弱、病、残者，而是指出工不出力，偷懒不少拿的人。

值得深思的是，懒汉固然令人厌恶，喂养懒汉的“大锅饭”体制也不那么可爱。按照目前国营企业统负盈亏的体制，干活不干活，干好干不好，都在一口锅里吃饭，实在有许多弊端。懒人靠勤劳的人来养活，能不严重挫伤勤劳者的生产热情？不少工商企业缺乏活力的沉闷局面，其根源就在于开“大锅饭”。

企业开“大锅饭”，职工中就会出现懒人。国家开“大锅饭”，企业中就会出现连年亏损、经营不善的“懒厂”、“懒店”。现在有相当一部分亏损企业，依靠盈利的兄弟单位过日子，躺在国家身上吃“大锅饭”，虽然没有贡献，却不少得利益。结果，贡献大的企业不能得到较多的利益。职工吃企业，企业吃国家，这么两口“大锅”，养活了一批懒人，也喂养了一批懒企业。归根到底，还是人民吃亏。

如何治“懒”？人们长期以来动过不少脑筋，采取过一些措施。我们开展过一系列的思想教育活动，经常讲提高生产效率，提高服务质量。这些也能取得一定的效果，但是每当思想教育的高潮一过，懒病就复发，生产效率、服务质量就下降。这情况，我们看得太多了。什么原因呢？“大锅饭”的体制没有变。体制不变，懒人的物质利益不受触动，精神面貌也就依然故我。

治“懒”的灵丹妙药在哪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群众创造了不同形式的经济责任制，是医治“大锅饭”这种痼疾的良方。一些企业认真实行，一些懒人变了样，某些长期亏损的“懒企业”也扭亏为盈了。例如，全国理发行业过去几乎年年赔钱。现在一些理发店实行固定工资加提成工资的责任制，职工超额完成定额多的，提成工资就多；少的，提成工资就少；完不成定额，没有提成工资。这就较好地体现了“多劳多得”的原则。这个行业开始盈利了，亏损帽子丢掉了。企业的经营管理责任制关系职工的切身利益，勤奋者感到有奔头了，人们的聪明才智发挥出来了，一些懒人也开始振作起来，有的变成了先进工作者。

“大锅饭”养懒汉，责任制使懒人变成勤快人。这个道理，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了。正如经济界的同志们所说的，我们企业里的懒人，多数实际都是勤快人。关键是“大锅饭”的体制害人，使他们不求上进，甘居下游。坚决打破“大锅饭”，广大劳动者的积极性、创造性就会勃发起来。对打破“大锅饭”还有某些疑虑的同志，赶快消除疑虑；对改革“大锅饭”体制还迈不开步子的单位，赶快跑步前进！

（原载《人民日报》1983年1月27日）

这篇社论也入选了百年中国新闻经典。此系列社论包括七篇文章，其余六篇分别为：《不能再吃“大锅饭”》（1982年11月17日），《很有必要明辨是非——二论不能再吃“大锅饭”》（1982年12月29日），《把零售商业服务业经营责任制推广开来——三论不能再吃“大锅饭”》（1983年1月20日），《集体企业的生命力在哪里？——五论不能再吃“大锅饭”》（1983年2月1日），《不端“铁饭碗”很好——六论不能再吃“大锅饭”》（1983年2月4日），《把内在活力开发出来——七论不能再吃“大锅饭”》（1983年2月10日）。据林晰的回忆，《人民日报》其实为“大锅饭”问题实际写了十篇社论，发表出来的仅有以上七篇。《人民日报》在当时的中国影响力之强大不用再赘述，如此声势浩大的舆论攻势，充分体现了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社会收入分配的重大改革正在自上而下的推动中。20世纪80年代初的中国，中国社会没有利益多元化的条件，党报党刊以及党的机关媒体是权力精英对社会利益的综合与表达重要渠道，即决策过程中的利益要求不是由政治体系外部的社会结构输入政治体系，而是由权力精英来进行输入。1984年社会分配改革进行的内在动力也主要来自政府，来自权力精英对社会问题的认识。1987年十三大明确指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分配方式不可能是单一的，必须实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多种分配方式和正确的分配政策。第一次在党的代表大会报告中提出了以按劳分配为主体、以其他分配方式为补充的原则，提出了允许合法的非劳动收入，要在促进效率的前提下体现社会公平等政策主张。此前的1986年，《人民日报》也连发了四篇社论：《抓横向经济联系　促经济体制改革》（1986年3月31日）；《冲破条块分割才能发展生产力——二论发展横向经济联系的重要意义》（1986年4月18日）；《重要的是维护企业自主权——三论发展横向经济联系的重要意义》（1986年5月2日）；《充分发挥大中型企业的骨干作用——四论发展横向经济联系的重要意义》（1986年5月19日）。

我们可以看到，每到社会分配改革的重要时期，党报党刊都在前期密切关注和报道，营造舆论氛围。2010年至今，官方已通过党报党刊等重要媒体，对收入分配改革密集表态：2010年4月1日，温家宝总理在《求是》杂志发表文章《关于发展社会事业和改善民生的几个问题》；5月下旬《经济参考报》刊文《贫富差距逼近社会容忍红线》；6月中宣部出版《七个“怎么看”》直面怎么看分配不公。同一时期，《人民日报》连续刊发系列文章：系列一，《劳动收入占比为何持续下降》中指出“工资上涨赶不上企业利润的增长，使广大工薪阶层可支配收入减少，随之带来消费能力下降。同时，以工资为主要收入来源的中低收入人群与有着投资收益的企业家、高管等高收入群体的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对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产生负面影响”。系列二，《收入差距为何不断扩大》中指出“市场价格扭曲导致的行业暴利以及管理部门的灰色收入。我国的生产要素市场发育并不完备，资本、土地和自然资源的使用和配置基本上都受控于政府部门，市场价格难以形成，交易价格往往是扭曲的”。系列三，《工资共决，工企双赢才是真》中指出“工资共决难执行，就表象看是因为劳资力量的强弱悬殊；但深层次反映出来的是我们的共决机制不完善及配套措施的缺失。企业协商谈增长，就是重点建立工资正常增长机制；行业协商谈标准，就是重点协商制订统一的工时、工价标准”。系列四，《壮大中等收入者队伍》中指出“我国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偏低的主要原因，是中国存在着较高的收入分配不均等，以及比较大的城乡收入差距。2009年收入低于城乡人均可支配收入的人群比例高达62%”。而新华社《经济参考报》发文《我国财富分配正在逼近社会容忍“红线”》，这一署名“新华社调研小分队”的文章口气异常严厉，直指高收入阶层正在破坏社会稳定。2011年7月，十一届人大常委会第21次会议通过关于修改个人所得税的决定，胡锦涛同志签署主席令予以公布：工资薪金免征额由每月2 000元提高到3 500元；税率由9级调整为7级，最低一档税率由5%降为3%。这次调整将大幅度减轻中低收入人群的税负，标志着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已经拉开序幕。

党报党刊是权力精英进行利益表达的重要渠道。在相当长的发展时期，内输入模式体现了精英决策的效率优势，较好地突破了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政治不稳定、发展缓慢、执行力弱等难题，是创造中国发展奇迹的决定性因素之一。党报党刊由于承载着这样的使命，地位也是权威和崇高的。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中国社会发生了深刻变化：改革开放前国家职能可以延伸到社会的任何领域，公共权力全方位地控制个人生活。在此背景下，政治系统和社会系统统合为一体。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改革开放历程，逐步改变政治、经济与社会系统的关系。中国社会产生了一系列变迁。利益结构分化加剧，公民社会逐步成长，公众民主意识增强，利益博弈和竞争成为社会常态，意识形态的约束力下降等，社会的自主性程度逐渐提高，成为影响和制衡政府的重要力量，政府难以持续而全面地控制社会，权力精英垄断决策权力和统一的社会合意机制受到日益多元化的利益表达的挑战，内输入机制逐渐面临困境^[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