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系统分析理论认为，公共决策过程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决策过程实际上是把社会上各种利益和要求输入政府系统中并转化为政策输出的过程。政策输入包括利益表达和利益综合，是社会向决策机构提出要求和支持的过程。广义的政策过程是指政策的制定过程（包括政策规划、形成、采纳、执行、评价、反馈）和政策制定的环境与机制（包括政策与国际国内环境、政策与发展、政策与政策制定者、政策与影响政策制定的各动态因素，如政党、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企业和利益集团以及公民等）。在这个意义上说，政策过程研究即有关政策的科学研究。

“内输入”作为一个学理概念，最初来自伊斯顿（David Easton）的政治系统分析理论。伊斯顿在《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中建构了一个政治系统分析模式，其中“输入”概念是指环境系统对政治系统的支持和压力，即社会中的各种行为到底怎样影响政治领域中发生的事情的“概括性变量”。与此同时，他也意识到有一些要求来自政治系统内部所产生的愿望、意向、偏爱或利益，反映了政治系统成员对于系统既有结构的不满，因此，他声明用“内输入”这样一个不甚成熟的术语来描述严格意义上的由政治角色的经验和活动而不是由社会非政治领域中人们的经验所形成的要求。由于他认为“内输入”与“外输入”中系统边界的跨越并不会引起分析的逻辑混乱，因此在书中没有专门论述“内输入”。

而中国政治学学者胡伟在伊斯顿的政治系统理论基础上总结的中国政府过程的特点。这一概念揭示出我国一般政策过程与西方的不同在于：西方理论中所总结的政策过程往往起始于政府系统外部，是由一定利益集团的压力形成动力促使政策系统的启动，是“输入”的模式；而我国实践中能看到的政策过程往往起始于政府系统内部特别是权力精英的认识，是一种系统内部自上而下的“输入”，是由权力精英通过分析、研究和调查而将他们所认定的社会最广大人民的政治要求输入公共政策当中去，是“为民请命”式的代言，胡伟将这种由权力精英代表人民进行利益表达的政府过程叫做“内输入”^[17]。(www.daowen.com)

胡伟认为，内输入是当代中国决策过程中利益表达与综合的主导形式，当代中国“人民的利益”是由各种权力精英“为民做主”的。“虽然多数权力精英都试图以人民利益的代表为理想”，但事实上，“在中共党内历来存在不同的政策主张，这就是社会利益在党内不同反映的表现”。但是，由于权力精英并不是由特定社会群体推选的，而只是权力精英主动“为民做主”、“为民请命”的表现，两者之间一般不存在直接的利益与代表关系，其关系是松散的、不确定的、非正式的和非功利的。这与民主社会多元政策模式存在很大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