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是现代政治体系中存在的一种合法的或宪法所规定的利益表达渠道。大众媒体的传播往往具有强扩散性的效果，尽管这种强扩散效果是一把双刃剑，我们仍要强调其在公民利益表达中的优势。如果一个事件不被大众媒体关注，即使该事件是现实中存在的一个普遍问题，也不能够引起决策层的关注。

以2008年三鹿奶粉的信息公开路径为例：2008年3月，三鹿集团已经接到消费者的反映，有婴幼儿食用三鹿婴幼儿奶粉后，出现尿液变色或尿液中有颗粒的现象。6月中旬以后，三鹿集团又陆续接到婴幼儿患肾结石等病状去医院治疗的信息。8月初，三鹿集团经过多层次、多批次的检验，查出了奶粉中含有三聚氰胺物质。这个时间段内，此次公共危机事件中的传播主体政府、媒体、企业，均没有信息公开的行为。信息的源发地产生于一些国内主要的网络社区论坛，但三鹿代理公司要拿300万元请百度协助屏蔽和删除关于三鹿集团的一些负面新闻，越发引起网民追究此事。恰恰是网民要搜索关于三鹿问题奶粉的热帖，极大地推动了公众对该事件关注，最终暴露此事件广泛的公共安全性质。

2008年9月8日，《兰州晨报》等媒体首先公开报道了有毒奶粉事件，但在报道中没有指明奶粉的品牌。2008年9月11日凌晨3时，新华网曝光“三鹿”是毒奶粉的主要制造商；10时、13时、19时，三鹿集团三次否认奶粉存在问题，三鹿集团传媒部部长崔彦锋说：“我们可以肯定地说，我们所有的产品都是没有问题的！”20时50分：国家卫生部发布消息：经调查高度怀疑三鹿牌婴幼儿配方奶粉受到三聚氰胺污染；21时30分：三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布产品召回声明，称经公司自检发现2008年8月6日前出厂的部分批次三鹿婴幼儿奶粉受到三聚氰胺的污染，市场上大约有700吨。“三鹿事件”之后，国家还出台了一系列乳业政策法规，包括《乳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条例》、《乳制品行业整顿和规范工作方案》、《生鲜乳收购站标准化管理技术规范》等。2011年，全国人大表决通过了《刑法修正案（八）》，食品安全犯罪有可能被判无期徒刑甚至死刑；负有食品安全监督管理职责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或者玩忽职守，也可能被判有期徒刑。对食品安全犯罪的惩处力度进一步加大。从“三鹿奶粉”事件的传播路径可以看出，公共政策的形成经历了一个“问题—社会问题—公共问题—公共政策”过程。在由“社会问题向公共问题”的转换过程中，大众媒体的强扩散效果毋庸置疑。除此之外，2003年的“孙志刚事件”到2007年的“山西黑窑工事件”，大众媒体都曾有效地表达了公众和弱势群体的利益诉求，前者最终导致“收容遣送制度”的废除，后者引起社会高度关注，帮助相关部门解救了大量被强迫为黑砖窑工作的农民工。大众媒体一度弥补了制度化表达渠道的不足，增加了利益表达的效能和理性。(www.daowen.com)

此外，大众媒体使利益输入的效率和能量大大提高。如前所述，现有的利益输入渠道中介太多、环节太多，且官僚作风严重，因此往往形成利益主体在表达利益诉求时被忽视的情形。如果这种利益的表达能够得到大众媒体的关注，形成舆论，则有可能导致政策的形成，利益诉求得到解决。尤其在自媒体（We Media）时代，传统的传播主体Who变成了Anyone，一旦这种个人化的传播在互联网上形成人浪，其舆论威力十分强大。前文所述的江西九江“宜黄事件”，由于有微博这个自媒体工具，整个事件跌宕起伏。“自焚”事发六天后，钟如翠和钟如九两姐妹被当地政府工作人员堵在南昌机场女厕所。她们原本是准备当天去北京录凤凰卫视《社会能见度》的节目。钟如翠给采访过她的《新世纪周刊》记者刘长打了电话，说明了情况。刘长很着急，发了一条微博：紧急求助！今天上午7点，抚州自焚事件伤者钟家的两个女儿在南昌昌北机场，欲买机票去北京申冤，被一直监控她们的宜黄当地40多个人控制在机场，家属报警无用，现仍在机场，处于被扣状态中，泣血求助网友。此后，网络意见领袖、作家慕容雪村看到并转发之后，事情开始被更多人关注。《凤凰周刊》记者邓飞在微博直播该事件的实时进展，引发了全国网友的关注，情节如同电影《保持通话》里一样，无数的评论与转发出现在互联网上，钟家姐妹的命运通过微博开始被更多人关注。《人民日报》也连发文章，批评宜黄强拆是土霸王思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