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划经济时代我国的社会阶层结构相对简单，以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为主体，也没有新社会阶层形成的历史土壤。“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我们在借鉴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基础上，从制度层面上构建了新的政治经济体制……通过没收官僚买办资本，官僚买办阶级被消灭了；通过土改，地主阶级被消灭了；通过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资产阶级被消灭了；通过对农业、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以及合作化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亿万农民和农村手工业者成为农村集体经济——人民公社的社员，城镇手工业者则成为国有企业或城镇集体企业的职工，从而形成了由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干部）构成的两个阶级一个阶层的社会结构。”^[15]

计划经济时代我国分配制度侧重在政治性分配，强调平均主义，整个社会成员在资源的分配上实施绝对的均等化，社会需要的独立性和差异性不明显，社会的几个阶层在利益的分配上没有明显失衡。作为一种政治过程的利益表达，在这一时期也是单一的。按照美国著名政治学家阿尔蒙德的说法：“当某个集团或个人提出一项政治要求时，政治过程就开始了，这种提出要求的过程称为利益表达”^[16]，计划经济时代利益表达的过程基本上不可能由政治体系外部的社会结构输入政治系统，而是由权力精英自身通过走群众路线来进行利益要求的表达和输入。群体很少主动地提出自己的利益要求，在决策过程中发挥作用不大，一般更多是由政府决策者主动对这些群体进行关心。有学者也指出，这一时期，利益表达受到严格限制：在人们的基本利益受到威胁时会出现一定的利益表达，但总是被当作个人主义、地方主义、团体主义予以批判，甚至成为阶级斗争、资本主义复辟的新动向受到打击^[17]。

在现代民主政治中，媒体通常被视为利益表达的重要渠道。计划经济时代我国的媒体形态以党报党刊为主，其功能主要体现在紧密配合党和政府的中心工作、突出报道国家重点建设的成就、大力宣传普通群众树立典型形象等。它作为一种党和政府的喉舌与政策宣传手段而存在，坚持党性原则作为自己的最高政治原则。普通民众也崇尚两个计划——计划经济和“计划意见”。在考量媒体、政府与人民三者关系时，普通民众习惯于“计划意见”的思维框架。把中国媒体类比作“教育者”，对上服从政府，对下表扬或批评，以教育人民；好比传统的小学教师，对上服从校长，对下表扬或批评，以教育学生。在这样的制度框架内，新闻媒体是主流意志的表达者，从而无法实现对不同利益主体的立场、诉求的表达。新闻媒体也主要以内参的方式参与、影响重大决策。基于此，在计划经济时代，新闻媒体对社会分配领域的报道大多是集中在政策的解读上，或者是相关工作如果出现问题时做一些解释。比如1958年，《人民日报》在春节前发一篇社论《打破常规过春节》，社论中分析道：(www.daowen.com)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每个职工应该首先考虑的，不是回家的问题，而是如何使生产继续高涨的问题。如果我们不打破“常规”，做了“常规”的俘虏，大家都挤着要趁春节回家，这对于国家建设事业不是很不利的吗？在这和时间赛跑的日子里，我们必须要使增产的箭头直线上升、跃进的上升。如果春节回家的职工过多，出勤率不能保证，增产的箭头就势必要回落。这，不仅是我国职工的一种不光彩，特别会对国家建设事业带来不良的影响。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如果一个部门、一个环节落后一步，就会扯住别的部门、别的环节的后腿，小则妨碍局部的建设事业，大则妨碍全局。尤其是在生产建设大跃进的关头，各方面更要避免出现这种协作失调的现象。同时，由于工农业各项建设的跃进，目前各地城市和农村所需要的物资，数量很大。铁路、公路、水路的货运十分繁忙。如果客运量增加过多，就必然要挤掉一部分货运，耽误建设。在这和时间赛跑的日子里，我们只能允许支援工农业建设的物资日夜不停地奔向迫切需要它们的地方，而不应该让它们待在月台上、码头上叹气，让一些厂矿和工地停工待料，让农业社员望穿秋水。去年春节前后有的城市发生过的因为客运量过大而停止货运几天的现象，再不应该在今年重复发生了。所以，按照今年生产新高潮的要求来说，今年春节回家的职工只应该比往年少，而不应该比往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