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十六大明确了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解决了其他生产要素能不能和怎样参与收入分配的问题，是我国分配制度改革的重大突破。这些分配制度的重大改革无疑在相当的历史阶段内促进了整个社会的良性发展。然而时至今日，情况发生了改变。借用纪伯伦的著名诗句：我们已经走得太远，以至于忘记了为什么而出发。

统计资料显示，尽管30多年间，我国城乡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和人均纯收入都有了数十倍的提高，但初次分配中劳动报酬偏低的问题仍很突出。中国的劳动工资收入占GDP的总量，按照经济学家萧灼基的估计，20世纪80年代初是15%，到今天已经下降至12%（2005年7月7日，新华网），占比下降幅度达30%。实际的工资水平也比较低。我国的人工成本不仅远远低于发达国家水平，而且还低于新兴工业化国家、转轨国家和不少发展中国家水平。据2004年劳动统计年鉴提供的数据，2001年中国雇员的人工成本相当于发达国家如德国的2.52%，瑞典的2.6%，日本的2.89%，法国的3.02%，澳大利亚的3.42%，英国的3.49%，美国的4.08%，以色列的7.09%；相当于新兴工业化国家如韩国的6.54%，新加坡的4.98%；相当于转轨国家如捷克的14.70%，波兰的18.33%，罗马尼亚的65.87%；相当于发展中国家如墨西哥的16.89%，巴西的30.50%，马来西亚的34.46%，泰国的59.95%^[12]。而同一时期，按仲大军的估计，我国的资本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至少在50%左右，工资收入大约只占国民收入分配部分的22%多一点（2004年4月2日，人民网）。目前中国的现状是，劳动与资本两个要素在取得收入方面已经严重失衡。

除资本、劳动力外，权力作为另一种力量在现有的中国体制缝隙中迅速成长起来，以种种途径，尤其是权力与资本联姻生成权力资本，成为社会分配的重要改变力量。权力资本，实际上是一种“分配性权力”，它往往超越现有的显性规则（法律、市场、风俗等），且自成一体。依照主流社会学的观点，一个群体或阶层获得“分配性权利”的能力，起步于政治、经济、军事这三种网络中的一个，这网络又可以转换成运用权力的强大组织基础。在不同的时间和地点，这些权力网络以不同的方式连接在一起，从而创造出变化无穷的权力结构。(www.daowen.com)

2010年10月25日发行的《财经》杂志封面文章《高官贪腐录》的深度分析报道可以从一方面提供佐证，该报道将过去23年（1987—2010年）合并为三个阶段，各阶段的腐败各有其明显特征：（1）1987—1992年，表现为商品经济发展初期的流量腐败；（2）1993—2002年，主要体现在资本存量领域腐败；（3）2003年之后，呈现复合式权力寻租，尤其是出售代理权的腐败——“买官卖官”大量出现。对应于每个时期，体制上正好经历了“放权让利”等一系列改革，国有企业的重新定位、民间资本的躁动、资本市场的开放、房地产市场与国有土地转让的结合、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关系”等，以及政府向集管理、服务、直接参与市场资源分配为一体的“混合体”的转型，大大扩充了权钱交易的寻租空间。如学者袁剑分析，权力资本一直寄生于中国渐进改革的体制缝隙中，在没有任何合法抵抗的情况下轻而易举地攫取社会的全部新增财富。只要掠夺财富比创造财富成本更低，权力资本就会选择掠夺而不是创造。2011年2月，随着《财经》的另一封面文章《公共裙带》一文问世，一个叫李薇的女人迅速走入公众的视野。这个越南出生的法越混血儿，33岁时接近云南省原省长李嘉廷。在李嘉廷落马后，她涉险过关，此后入京，累计与十数名省部级高官有染，打造出一个巨大的被《财经》杂志称为“下联资本作手、上达官场显贵的伞状网络”，在北京、青岛、深圳、香港及海外成立了近20家公司，涉足烟草、地产、广告、石油、证券等多个行业，关联资产近百亿元。与其关系至密的中石化原董事长陈同海、青岛市原市委书记杜世成等要人纷纷落马入狱。李薇俨然是权力资本运行的润滑剂和代言人。这一个案也为复合式的权力寻租提供了生动的案例。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指出，目前中国的经济增长是排斥性增长而非包容性增长。尽管经济增长非常迅速，但是利益却只向少部分人流动，或者说利益只向拥有权力和资本的人流动，普通人很难通过努力改变自身的境况。而包容性增长应是开放性增长，虽然这种增长并不是完全平等的，但每个人都有机会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善自己的前途，改善自己的环境。而造成这种排斥性增长的重要原因在于近年来，除了资本、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外，权力本身也进行经济变现参与到社会分配改革中，与行政权力越近，获得的资源就越多，收入就会越高。社会上大量的灰色收入之中，有相当一部分可以看到权力之手或隐或现。《高官贪腐录》呈现出23年来120名省部级高官腐败样本的深度分析报告显示公权力常常被用于交换，可交换之物包括金钱、权力、荣誉、性等。权力的交换遍及商业、房地产、社保、金融、医药卫生、交通、邮政、教育等各个行业。商业腐败只需企业一方与官员相识，交换的利益可从偷漏税款到协助企业审批核准，甚至帮助上市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