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政府、企业、居民在收入分配格局中的失衡

收入分配格局是指政府、企业和居民三者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中的比例关系。随着我国经济快速发展，政府收入增长迅速、企业收入也增长较快，但是居民收入却一直增长缓慢，居民收入占国民总收入比重连年下降。根据国家发改委社会发展研究所社会管理研究室主任常兴华的研究，1992—2007年，政府、企业和居民收入分别增长了9.83倍、19.35倍和7.52倍。常兴华经过与国外的对比发现，我国政府在初次分配和再分配格局中收入比重都较大；企业所得在初次分配中比较适中，而在再分配中居于弱势地位；居民所得在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中份额都较低。央行公布的统计数据也显示，“政府存款”项目下的资金数额从1999年的1 785亿元一路上升到2008年的16 963.84亿元，猛增了9.5倍。20年来在劳动报酬和居民储蓄所占份额越来越萎缩的同时，政府储蓄率却在节节攀升，政府预算内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从10.95%升至20.57%，若加上预算外收入、政府土地出让收入以及中央和地方国企每年的未分配利润，政府的大预算收入几乎占到了国民收入的30%^[2]。以2009年为例，依据财政部网站公布的数据，全国财政收入达到68 477亿元人民币，增长11.7%。根据国土资源部2010年2月数据，2009年全国土地出让总价款达15 910.2亿元，同比增加63.4%。2009年我国土地出让金占财政收入的23.22%。在2009年这轮房价暴涨中，政府收益最为明显。

与以上经济数据相对应的一些社会现象也从另一侧面充分显示了政府在财政收入的蛋糕里所占的份额。该份额之丰厚使在政府部门工作成为社会精英群体的梦想，国家公务员考试逐渐取代高考而成为中国的第一大考。社会精英群体在现实职业选择中纷纷转向公务员，这与十年前社会精英群体选择自主创业、高校教师这样的职业取向发生了非常重要的改变。数据显示，从2004—2005年开始，公务员报考人数开始逐年大幅增长。2011年度国家公务员录用笔试共有140多万人报考，创下4 961∶1的最热职位纪录，引出“就业冷”、“考碗族”、“职业声望”等语汇。在凯迪网络，相关“国考热”的搜索结果约有315项。《公务员报考热度是国家前途指示器》一帖获得12 275次点击。帖文从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现代西方经济学理论分析，指出公务员从事的不是生产性劳动，其收入来自社会剩余价值的转移，是对社会价值的瓜分^[3]。在中国，官民比例是日本的27倍，行政管理费用是美国的3倍、印度的4倍；用于教育、医疗的费用是日本的1／6，是印度的2／5；工人1小时的收入是德国1／37，是美国的1／27；三公消费2009年达9 000个亿（以上为2000年数据）^[4]。我国财政支出中的行政管理项目从1986年的220亿元增长到2005年的6 512亿元，20年间增长30倍，年均增长率19.5%；同期，财政支出增长15倍，年均增长率15.4%，我国成为世界上行政成本最昂贵的国家。这也是为什么近年财政收入连年两倍于经济增长和居民收入增长，而政府仍缺钱发债券，仍是土地财政的原因之一。

（二）混乱的初次分配

经济学家吴敬琏曾经说过，垄断是最大的不公，垄断是中国社会分配不公的根源。而我国现阶段初次分配最严重的问题是垄断行业职工收入明显高于其他行业的员工。2010年11月25日第八届中国并购年会上，中国股权投资基金协会会长邵秉仁称，目前七个垄断行业职工占全国职工人数的8%，而工资和福利收入却占全国总额的50%以上，这是造成收入不公的主要根源。邵秉仁所称的七大垄断行业为：军工、电网电力、石油石化、电信、煤炭、民航、航运。需要补充的是，这里面没有包括金融行业，金融行业都是高薪酬、高福利行业。如果把金融行业加上，八大行业的工资和福利收入占全国总额肯定要超过50%甚至达到80%以上。此外，中国500家最大的民营企业的利润加起来还不如两家最能赚钱的央企——中国移动净利1 458亿元，中国石油净利1 033亿元，两者相加已经超过这500家民营企业的净利总和。(www.daowen.com)

此外，工资收入在初次分配中所占比例偏低。在1995年，我国的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还占到了67%。但最近10年来，工资收入占比呈持续下降态势，已经从10年前的53%下降到近年的41%左右，远低于美国57%的水平，同时国家税收占GDP的比重则逐年增加。社会经济明显增长，但职工的工资增长速度却远远落后于同期经济增长速度，劳动者工资增长赶不上企业利润的增长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企业财富明显向资本倾斜，劳动者工资所占比例很低而且呈下降趋势。这昭示一个很简单的事实：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占比过低，经济增长的成果向资本家、政府和权力阶层过度倾斜。中国人民银行的一项统计数据也从另一侧面反映了这个问题。2007年我国企业储蓄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从10年前的12%上升到23%，而家庭储蓄所占比重却一直徘徊在20%左右。医疗及社会保障不到位，百姓的大量储蓄也不敢轻易花掉，从而导致居民消费能力受到严重抑制。此外，地区差别、城乡差别、阶层差别过大也成为初次分配比较显著的问题。部分地区因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参与国际贸易，居民分享到国际分工的好处，收入增长明显要快一些。与此同时，外资流入较多的地区，居民收入增加的机会也要多一些。《中国青年报》早在2006年4月13日披露，2005年几家银行高管的年薪报酬，最高的是招商行行长马蔚华，为267.83万元；居第二位的是民生行行长董文标，税后报酬为191.61万元；深发行洋行长韦杰夫为130万元，这表明他们的收入与一般职工收入差别很大。

（三）贫富差距突破合理的限度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经济增长的同时，贫富差距逐步拉大，基尼系数越过警戒线已是不争的事实。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自2000年开始，我国的基尼系数已越过0.4的警戒线，并逐年上升。1978年我国基尼系数为0.317，2006年则升至0.496。这意味着，中国社会的贫富差距已突破了合理的限度，统计显示，总人口中20%的最低收入人口占收入的份额仅为4.7%，而总人口中20%的最高收入人口占总收入的份额高达50%。这突出表现在收入份额差距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东中西部地区居民收入差距过大、高低收入群体差距悬殊等方面。2006年，城镇居民中20%最高收入组（25 410.8元）是20%最低收入组（4 567.1元）的5.6倍；农村居民中20%最高收入组（8 474.8元）是20%最低收入组（1 182.5元）的7.2倍。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劳动工资研究所所长、中国劳动学会薪酬专业委员会会长苏海南认为，目前我国的收入差距正呈现全范围多层次的扩大趋势。当前我国城乡居民收入比达到3.3倍，国际上最高在2倍左右；行业之间职工工资差距也很明显，最高的与最低的相差15倍左右；不同群体间的收入差距也在迅速拉大，上市国企高管与一线职工的收入差距在18倍左右，国有企业高管与社会平均工资相差128倍^[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