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其他学科相比，翻译学发展的时间相对较短。从其发展的历史来看，尽管翻译活动的历史源远流长，但是直到20世纪60年代，翻译仍没有发展成一个独立于其他学科的完整学科，欧洲一直将以翻译为主体的理论研究成果看作是语言学的一部分。尽管20世纪60年代末期，奈达曾经提出“翻译科学”这一名词，但是与之处在同一时代的翻译研究者——卡特福德和泰伯都使用“对等”这一专业术语对翻译活动进行定义。这种没有超出语言学范畴的、对翻译的定义在当时获得了许多译界人士的赞同，因此奈达提出的“翻译科学”概念几乎没有获得人们的关注。

需要强调的是，虽然以对等为核心的、对翻译活动的定义曾经备受翻译界的重视，但是也有部分翻译学者认为以对等为核心的翻译定义对翻译实践活动的开展没有实际价值。其中影响较大的学者是贝尔，贝尔强调自己之所以使用对等这一概念解释翻译活动只是出于一种应用习惯，自身并不认为对等这一翻译理念对翻译实践的展开具备什么指导作用。而有些反对者对待对等翻译这一翻译概念的态度比贝尔更加激烈，他们认为以对等为核心的翻译定义不光不能对翻译实践的发展产生积极的影响，还会阻碍翻译研究的进一步发展。而以对等为核心的翻译理念之所以会引起部分翻译界人士的反对，是因为拥护对等论的译界学者为了贯彻翻译对等理论对构成翻译文本的因素进行了细致的划分，而这种过分细致的划分对翻译实践的开展和翻译研究的成熟并不具备什么意义，被反对派的翻译研究者们视作鸡肋一样的行为。翻译者纽曼曾经强调，在翻译实践中，有一些变量并不会影响译文与翻译原文的一致程度，因此在翻译实践的过程中，翻译者只需要关注那些会对翻译一致性产生影响的因素并实现其对等就可以了，不必要求每一种原文构成元素都与译文对等，这实际上只是一种难以实现的理想状态。根茨勒则提出，以对等为核心的翻译定义，扼杀了翻译实践的其他有效方式，导致一些不是以对等为翻译原则的翻译实践活动失去了生存的空间，这会削弱翻译这一活动在文化交流中产生的积极影响。这些驳斥传统对等翻译理念的观念的提出，为翻译研究脱离语言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提供了理论基础。

20世纪70年代初期，一些学者将这些翻译理念与布拉格的结构主义、英国的结构主义以及德国的系统理论等一系列理论融合在一起，才将翻译从语言学中完整地剥离出来使之成为一种完整的学科，其标志是霍尔姆斯撰写的《翻译研究的名称与性质》这篇论文的发表。在这篇论文中霍尔姆斯对翻译这门学科进行了细致且科学的划分，他认为翻译这门学科是由翻译的理论研究、翻译的描写研究以及翻译的实践研究共同组成的，且翻译研究包含纯翻译研究以及应用翻译研究两部分的内容，两种翻译研究的目的存在很大的不同。前者的研究目标包括：第一，对翻译现象进行细致的阐述；第二，通过研究制定符合翻译要求且能概括翻译活动的相关原则。后者的研究目标则是从多个角度分析翻译实践所具备的价值，进而指导负责翻译活动的工作人员更好地实现翻译活动所具备的功能。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除了对翻译研究进行分类之外，霍尔姆斯还对翻译描述研究和翻译理论进行了细致的阐述及分类。具体来说，在形容翻译描述研究时，霍尔姆斯将翻译描述研究分成了产品研究、过程研究、功能性研究三类。其中产品研究实际上就是指以翻译文本为研究对象的翻译研究，过程研究的研究对象是翻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大脑机制发生的变化，功能性研究的研究对象是翻译实践在文化交流以及其他活动中起到的作用。这三种分类为后世的翻译理论家及实践者指明了翻译方向。

在阐明翻译理论研究的相关内容时，霍尔姆斯将翻译理论分成了普通翻译理论和局部翻译理论。前者是没有什么特异性的、与翻译实践相关的翻译理论，后者则包括以下几种翻译理论：

第一，只针对某一种翻译方式成立的翻译理论。正如我们所知道的那样，从翻译主体来分析，翻译实践活动包括人工翻译和机器翻译两种；从翻译方式来看，翻译又可以分成口头翻译与书面翻译两类。不同种类的翻译实践所适应的翻译理论既有相同之处又有不同之处，那些仅仅适用于某一种类型的翻译实践的翻译理论就属于局部翻译理论。

第二，仅仅适用于某一地区翻译实践的区域性翻译理论。在不同的地域环境中成长的人群，接受的文化因子同样存在很大的差别；而在不同的文化背景的影响下，不同群体适用的翻译理论也有很大的不同。在这种情况下，霍尔姆斯将仅适用于某一地区翻译实践的翻译理论称为局受限翻译理论。

第三，仅仅适用于某一种翻译文本的翻译理论。相关资料显示，翻译文本的类型也是决定翻译理论适用性的一个重要元素。举例来说，某一个翻译理论用在圣经的翻译上或许十分合宜，但用在散文的翻译上却有可能弄巧成拙。针对这种情况，霍尔姆斯将那些仅适用于某一种翻译文本的翻译理论称为局限性翻译理论。(www.daowen.com)

第四，受到时间限制的翻译理论。不同时代的文本存在很大的差别，而翻译文本的时代形势必会对翻译者们提出的翻译理论产生影响，换言之，部分诞生于某个时代的翻译理论仅适合应用到同一时代的文本翻译实践中，不适合应用到其他时代文本的翻译实践中。这一类型的翻译理论也被称为局部翻译理论。

第五，使用于某一研究问题的翻译理论。不同的翻译理论针对的翻译研究对象实际上有很大的不同，有些翻译理论是为了解决某些特定的翻译研究问题而生的，霍尔姆斯将这些为了解决特定翻译研究问题而出现的翻译理论也称为局限翻译理论。

了解了霍尔姆斯对三类翻译研究的描述我们不难发现，翻译理论研究、翻译描写研究以及翻译实践研究存在着很大的差异，但是翻译理论研究以及翻译描写研究能对翻译实践的成熟和优秀翻译人员的培养产生不可替代的积极影响。除此之外，从事翻译理论研究的人员应当积极关注翻译实践与翻译描写的研究成果，将这些成果积极应用到翻译理论的研究上，从而保证翻译理论的普世性。

总而言之，翻译从语言学分支转变为一门学科的道路是十分曲折的。致力于将其从语言学分支转变为一门独立学科的研究人员害怕刚刚成为一门独立学科的翻译被其他更具影响力的学科所侵吞，因此常常参照其他学科的规定确定翻译研究的具体范围，并根据其结论对翻译实践进行分析，轻易不将翻译这门学科与其他学科联系起来分析，这导致翻译这门学科呈现出非常明显的封闭性特征。更具体地说，在翻译刚刚成为一门独立学科的时候，对此做出重大贡献的人往往都是通过研究个体性翻译案例这种方式开展翻译研究活动、获得翻译研究成果的，而通过个案研究这种方式为翻译研究做出突出贡献的，当数图里以及他研究方法的研究者们。在进行个案研究的过程中，这些研究者阐明了翻译实践与目的语文化之间的相互影响，对翻译者翻译实践水平的提高产生了不可忽视的积极影响。具体来说，在自己的著作《翻译理论探究》一书中，图里提出，在研究的时候，翻译者不应该将某些类型的文本从翻译文本的范围中排除出去，而应该尽可能多地将不同类型的文本当成翻译研究及翻译实践的对象。这是因为盛行于不同国家的文本类型是不同的，翻译需求也是不同的，如果翻译研究者们过早地对翻译的对象进行限定，那么翻译者们得出的翻译研究结论就将丧失普适性。这一理论的提出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翻译学科的封闭性，为其研究成果的真理性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这一翻译理论的指导下，一种有别于传统翻译学科的新型翻译学科随之诞生，并迅速风靡整个欧洲，对欧洲翻译实践的发展和成熟产生了不可忽视的重要影响。

由于科学的不断发展，20世纪80年代时，在进行翻译研究的过程中以美国学者根茨勒为代表的一批翻译研究者发现：翻译活动往往是在非正式的翻译场合中发生的，比如在商务会谈的过程中，为了达成某项跨国交易坐在一起的、不同国家的商人往往会通过翻译这种手段与自己的意向合作伙伴进行深入的交流。因此要想让翻译学科成为一个更加成熟严谨的学科，翻译者必须转变固有的紧闭大门的观念，通过分析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为本学科注入养分，进而满足不同翻译场合对翻译研究和翻译实践的要求。在这一翻译理念的指导下，翻译的研究者们开始积极地从更多的其他学科中汲取有利于翻译学科发展的相关内容。在这种情况下，原本对翻译研究起到决定性影响的语言学知识对翻译研究的影响越来越小，翻译实践的应用性也变得越来越强。信息技术在世界范围内得到普及之后，由于受到信息技术的影响，翻译活动的目的性和针对性日益增强，以翻译功能为核心的翻译理论——目的论应运而生，并迅速获得了全世界翻译人员的青睐。一直到今天，这种翻译理论仍然是译界流行的主要翻译理论之一。需要强调的是，这种翻译理论问世于20世纪70年代中晚期，这种翻译理论，要求翻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注重翻译实践对功能及社会文化的影响，是创始人J·费米尔、玛格丽特·阿曼等人在研究了交际理论、行为理论和文本语言学之后分析研究出来的一种理论。在这种翻译理论的推动下，目标文本成为翻译实践的关键，需要强调的是，这种目的语文本的最终呈现状态不是取决于翻译原文，而是取决于人们翻译原语文本打造目标文本的根本目的。这种变化对翻译实践的影响是巨大的，且体现在翻译实践的方方面面。举例来说，由于人们开展翻译实践的根本目的对翻译文本的影响力超过了原文对翻译文本的影响力，因此翻译者的品质和他们的翻译水平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人们要尽最大努力降低翻译者私德不修或翻译水平不达标给翻译实践造成的阻碍。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今天。

需要强调的是，尽管目的论这一翻译理论并不像早期的翻译理论一样纠结在按照原文翻译出的译文是否需要与原文一致这个问题上，但是该理论没有充分认识到译入语和译出语之间的文化差异给翻译目的的实现造成的障碍，偏于理想化，因此尽管该理论的提出实际上符合信息时代翻译实践对翻译理论的要求，但是该理论仍然备受人们的诟病。除此之外，尽管翻译界的研究人员已经开始借助文学、行为学等多个学科中的资源来丰富发展翻译这门学科，但是他们从其他学科摘取到的、可用于翻译研究和翻译实践的理论均过于泛化，且这些理论与翻译研究和翻译实践的结合度也不够紧密，在这种情况下，尽管翻译研究已经日渐成熟，但是翻译这门学科仍然不像其他诞生时间较长、发展程度较高的学科一样具备较为完整成熟的发展体系。在这种情况下，翻译家勒弗菲尔根据自己大量个案研究的研究成果为人们提供了一个看起来毫无破绽的翻译理论。这个翻译理论强调，在翻译的过程中，如果翻译者无论如何都没有办法同时保证译文与原文的语言因素、文学观念及意识形态保持一致，那么最终译文与原文得以保持一致的，必然是文学观念。从当下的角度看，这个翻译观点明确存在夸大不实之处，而后现代翻译理论的持有者们过分抬高了翻译原文对翻译实践的影响，这对翻译研究的顺利展开同样能产生非常不利的影响。

总而言之，从20世纪70年代发展到今天，世界范围内的翻译研究已经多次发生了变化。在其刚刚成为一门独立学科，迫切地需要获得学术界认可的时候，该学科的研究者能够根据时代及其他客观因素的需要迅速地改变翻译这门学科的性质，使得翻译学科与其他学科之间并不存在非常明显的界限。需要强调的是，这不仅是翻译这门学科为获得学术界的认可提出的要求，也是翻译学科的发展成熟对翻译理论提出的要求。具体来说，由于翻译活动被应用于各个场所，因此翻译实践必然要涉及多个学科，这也是翻译实践存在模糊性的一个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