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困作为一个世界性的问题，贫困地区、贫困人口的贫困，不仅表现为经济贫困、物质生活贫困，而且还表现为文化贫困、精神生活贫困。国家统计局的人口抽样调查数据表明，2016年全国15岁以上人口中文盲的比率仅为5.28%，但民族八省区的比例则为7.55%，比全国水平高出2.27个百分点。20世纪60年代，奥斯卡·刘易斯（1966）提出了贫困文化论，这一理论强调父母养育方式与社区生活对孩子的影响。他从全社会角度、社区层次、家庭层次和个人层次等四个方面说明文化贫困对穷人的影响。“贫困文化论”解决的问题是贫困是如何在穷人之间传递的。他认为贫困是一种自我维持的文化体系。穷人由于长期生活在贫困之中，从而形成了一套特定的生活方式、行为规范、价值观念体系等，一旦此种“亚文化”形成，就会对周围人特别是后代产生影响，从而导致代际传递。由于长期处于经济社会不发达的状态，民族地区的贫困群众受教育程度不高，现代文化知识少，限制了他们吸收先进的科学、管理、营销等方面的技能和知识，容易陷入贫困状态，并造成贫困的代际传递。同时，教育贫困与收入贫困密切相关，教育贫困往往引起收入贫困，是收入贫困的主要影响因素，而收入贫困反过来加剧教育贫困。

受教育程度低是临夏市贫困人口重要的致贫因素和表现。2015年临夏市贫困人口中，有建档立卡家庭学生5258人，约占全市贫困人口的五分之一。在临夏市建档立卡贫困户中，有49.12%的贫困人口为小学及以下文化水平，而40岁以上的贫困人口有78.42%为小学及以下文化水平。因缺乏知识返贫的现象也较为严重，小学及以下学历的返贫人口占到74.62%。由于教育水平偏低和缺乏就业技能，不少贫困户缺乏有效谋生和脱贫致富的手段。父母的文化水平低下还导致家庭教育缺失，陈旧的思想观念也会对孩子的成长产生反向效应。临夏市拥有悠久的经商传统，当地人民多有“重商贸，轻教育”的思想，孩子岁数够了就让其辍学做些小本生意以填补家庭收入缺口，加上部分群众思想相对传统和保守，从家长到学生对教育的重视程度都远远不够。

临夏市部分贫困人口对脱贫的志向和勇气不足，心存“破罐子破摔”的消极心理和“等靠要”的依赖心理，成为脱贫攻坚战中难啃的一块“硬骨头”。“等靠要”思想在一些贫困人口中的存在，从物质因素上看主要是贫困群众自身条件较差；从精神因素上看主要是拼搏奋斗精神的缺乏，贫困人口形成了封闭落后的思维定式。这些贫困人口秉承着“人穷志短”“穷家难舍”的消极思想，对未来生活的种种不确定性产生忧虑和迷茫。临夏市政府在调研中发现，如果不彻底解决贫困人口内生斗志不足的问题，即使党和政府投入再多的财力，也不能让这部分贫困人口彻底摆脱贫困。尤其是，一些贫困群众在长期的贫困状态中对贫困生活形成了习惯，养成了贫困文化。少数自身具备脱贫条件却拒不主动脱贫的人令基层扶贫工作“伤透脑筋”。如果政府给他们扶贫救助，他们就正好借机减少劳动，帮扶变成了“养懒汉”。(www.daowen.com)

在推进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过程中，临夏市还发现部分贫困家庭不同程度地存在家庭不睦、子女不孝等家庭矛盾问题。家庭矛盾导致家庭成员的心思难以集中在脱贫致富上。一些青年人好吃懒做、不思进取，等着父母劳动养家。一些农村青年外出务工经商，留老人守屋，无人赡养、无人慰藉，致使老人生了病却无人奔走照料，只好放弃治疗。“养儿防老” 对一些贫困家庭就成了一句空话。此外，一些贫困户结婚讲排场、搞攀比，大办酒席，加上“天价彩礼”“一婚十年穷”，一些刚脱贫农民手头有了钱，却因红白事大操大办、赌博酗酒等陋习陷入返贫。

贫困人口内生动力不足问题加大了临夏市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工作的难度。在大量贫困户依靠产业扶贫、就业扶贫、健康扶贫等政策实现脱贫摘帽后，因内生动力不足而无法脱贫的问题凸显了出来。长期以来，因为贫困首先表现为收入水平低，临夏市的扶贫开发重视的是经济扶贫。尽管文化部门也先后开展了“送书下乡”“文化书屋”“流动文化车”工程等提供文化产品和服务的项目，但这些项目并非瞄准贫困人口，对贫困人口的精准性不足。“输血”容易“造血”难。想要彻底解决贫困人口内生动力缺乏的问题，就必须将扶贫与扶志、扶智相结合，探索临夏市解决贫困人口内生动力不足的有效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