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远古至晋代，景德镇地区属于番地——秦称番县，汉以后称鄱阳县。东晋时设立“新平镇”，仍属鄱阳县管辖。从东晋至唐初的300年间，新平地区的经济、文化，尤其是陶瓷业，都有很大的发展。

唐初（唐代武德四年，即公元621年）设置新平县，从鄱阳县分离出来，新平县与鄱阳县同属饶州管辖。而因新平镇在昌江之南，改称昌南镇。唐天宝元年（742年）新平县改名为“浮梁县”。

景德镇有着悠久的陶瓷历史和极为丰富的历史文化遗存，作为中国首批24座历史文化名城中唯一一座以陶瓷生产业著称的城市，其见于历史记载是始于秦朝，而冶陶的历史始于汉代。景德镇千年窑火不断，因其独树一帜的手工制瓷工艺生产体系延续至今，形成了充满活力的陶瓷创意经济。

景德镇的得名，据可靠文献，当追溯到宋代。宋代作为景德镇的初创阶段而尤为重要。据《宋会要辑稿》记载：“江东东路饶州浮梁县景德镇，景德元年置”，可见景德镇之命名由来与宋代景德年号的设置息息相关，真宗在景德元年（1004年）赐昌南镇名为景德镇^[2]。从侧面反映了宋代景德镇制瓷业的发达和技术的成熟，以及其对社会经济的贡献和政府的充分重视。

宋代时景德镇建成区面积小，功能和结构都较为简单。宋代景德镇窑址30余处，瓷器器型几百种。至南宋瓷窑已经多达300余座，从宋真宗景德元年到宋徽宗大观二年的百余年间镇区人口超过6万，十之八九是外来移民，形成八方杂处的聚集局面。此时的窑址分布范围并不在如今的景德镇老城范围，而是位于老城东南方向的南河上游流域，这里分布数十处窑址。此时景德镇瓷业尚未完全独立于农业生产，而是作为农闲时的副业而存在。为了靠近瓷土原料和农村劳动力，瓷业生产活动分散于农村中，市镇经济和市镇建设远没有明清时期那么发达。

作为陶瓷贸易和转运的重要场所，宋代的景德镇已经初步具备了工商业集镇的基本功能。贸易区、生产区、物流设施共同构成了其主要市镇结构。雷公山、董家坞、茶园塘、雷峰寺、彭家上弄、罗汉肚分布有作坊和窑厂，进行陶瓷生产。生产区南侧的江家弄、半边街、徐家街构成了商品交易的闹市区。在闹市区和生产区的西侧沿河，有始建于宋代的里市渡和韦陀桥，二者共同支撑着景德镇原料和瓷器的对外运输的大量供给。从城市的规模上看，宋代时景德镇的城市范围也达到了一定规模，但远远小于明清景德镇的城市范围。

明清以后的材料，特别是地方志书等文献中更是以此为确说，如“宋景德中，始置镇，因名。置监镇一员，以奉御董造”“宋真宗遣派官制瓷，贡于京。即应宫府之需，命陶工书建年景德于器底，天下于是知景德之器矣。”

随着宋室南渡，北方许多著名窑厂的优秀工匠纷纷来到景德镇，其瓷业规模较之前有很大的发展，元人蒋祈《陶记》中写道：“景德镇陶，昔（指南宋）三百余座。”现存古窑址37处，主要分布在南河两岸，如柳家湾、南市街、月山下古窑址等处，瓷器器型几百种。

元代是景德镇制瓷业发展最为显著的一个时代，也是景德镇制瓷产业的发展阶段。元初朝廷于1278年设立“浮梁瓷局”，是全国唯一为皇室服务的瓷局，以满足宫廷对瓷器的需要。在皇室喜好和与西域的贸易中，卵白釉瓷和元青花瓷的需求与日增加，景德镇作为一个交通条件、原料开采条件和人才条件齐备的地区，在国家强制力的推动和商业利益的驱使下，景德镇的陶瓷生产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大发展。瓷器行销国内外，意大利马可·波罗在其游记中说：“元朝瓷器运销到全世界”。

元代政府在景德镇设立了“浮梁瓷局”，景德镇逐渐成为全国瓷业生产的中心。景德镇城市范围迅速扩张，瓷业生产遍布整个老城区。元朝实行严格的匠役制，匠人在元朝被颁发匠籍，并有专门的局进行原料、户籍、工资的统一管理，这种官营手工业的管理制度对景德镇陶瓷生产空间形态有着直接影响。根据《陶记》的记载：“窑之长短，率有想数，官籍丈尺，以第其税。而火堂、火栈、火尾、火眼之属，则不入于官籍……”，可见不仅仅是课税严格，元代时对于工匠和窑的规格都进行了非常详细的规定。元代政治管辖对于景德镇烧窑制瓷事业及其空间形态的影响非常重要。

明代，景德镇经历了国家控制监督的制造业向市场手工业经济的巨大转变。明洪武三十五年（1402年），珠山之麓建御器厂，专烧宫廷用瓷。初设官窑20座，宣德时增至58座，并限制民窑发展。而到嘉靖万历年间放松对民窑的把控，逐渐形成官民竞市，官搭民烧的局面，镇内形成“昼间白烟掩盖天空，夜则红焰烧天”^[3]。可以窥见，御器厂的中堂为核心，围绕一周分设官署、台门，并且完全按照礼法规定进行规划和建设，符合明初太祖和成祖建礼建制的相关政策和文化作风。

明初设立御器厂，奠定了景德镇以御器厂为核心的城市形态，对城市空间结构产生了很大影响。在御窑厂和山水环境之间，民窑生产区进一步发展，形成了礼制化的陶瓷生产空间体系。这种“礼制化”，表现在御窑厂选址营建、和生产区、商业区的布局上。它符合中国古代城市选址和营建的一般“礼制”特征，但也表现出手工业城市的独特性。(www.daowen.com)

在此过程中景德镇形成了相对集中的商业市场区，使得景德镇呈现“面朝后市”的空间格局。在景德镇北部，以“正街”（即青石街）为骨架，从御窑厂东门起向北伸展，经龙缸弄、邓家岭、三角井、徐家街到里市渡。景德镇御窑厂与官署、市场、窑座区的关系创造性地尊崇了周礼考工记所言的“左祖右社、面朝后市”的空间原则。

清代景德镇瓷业进一步市场化，在陶瓷的对外贸易的产业形成中，以康熙、雍正、乾隆三朝臻于鼎盛，更是我国陶瓷史上的黄金时代。康熙时期的青花、五彩、红釉、素三彩；雍正、乾隆时期的粉彩、斗彩、珐琅彩，以及各种颜色釉都取得了空前的成就，此时期景德镇在制瓷业上成就非凡，极具活力。

景德镇在清代初年的恢复和发展后，进入到康、雍、乾发展时期。而从宋代易名设镇后，元明清基本都延续镇治的行政管理。清初入关后，社会普遍呈现的是休养生息的恢复阶段，景德镇在这一历史时期的烧造事业并未发展，顺治年间御制烧造的龙缸等都不成熟，乃至缸坯“二百余口，无一成器”。直到康熙十九年，御器厂才正式投入生产，进行了全面的雇役制度下的经济管理形式。康熙年间一改以往因采买瓷物对景德镇窑工、窑民的变相掠夺，而按照实价进行估值，并且收支巨细、运费计算都十分分明，充分发挥了这一时间段御器厂的监管瓷造和民生管理的行政能力。

在这样的环境中，景德镇的瓷器制造业以“官搭民烧”为主，处于地理和行政核心的御窑厂将瓷器生产的任务交给民间瓷窑烧制，而大量涌入景德镇内的外地窑户就成为主要的承担者。

从康熙年间到雍乾年间，景德镇的瓷业快速发展促进了城市的发展，在康、雍、乾年间已是一个繁荣的大城市，在雍乾时有人说：“景德一镇，隐然大都会”，当时人已将之与朱仙镇、佛山镇和汉口镇并称为“四大镇”。

清朝商品经济迅速发展，管搭民烧制度解放了民间的生产力，民窑得到了迅速发展，在康、雍、乾三代达到陶瓷生产的最高峰。根据不同的说法，景德镇的生产规模为明代的十余倍，资本主义萌芽已经产生，工业化生产和商品经济极为发达。

在清末民初国外资本的竞争下，其缺陷逐步暴露，瓷业生产逐步衰弱。清末，也是中国近现代史的开端，在这场大变革之中，景德镇制瓷业面临着巨大的威胁与挑战：一方面内忧外患动乱频繁，国内经济萧条，外销瓷受到严重影响。政局动荡不安，加之在太平天国运动中，太平军与清军多次交战于景德镇，民不聊生，瓷业生产几近毁灭。

另一方面，国外商品与洋瓷依仗特权关税与机器大生产的优势，将其制造的瓷器运来中国内地市场倾销，景德镇陶瓷产品在国内市场份额日益缩小，加之国内税制混乱，经济主权几近丧失，在此环境之下的景德镇瓷业生产不景气，经济萧条，陶瓷工人流离失所，工商业等都陷于发展落后之困境。这些问题使得景德镇制瓷业无法适应突如其来的外部世界局势变化而变得支离破碎。

至此景德镇瓷业处于生死攸关危难时刻，为了抵制洋瓷的输入，不少有识之士奋发图强不断探寻瓷业发展、改良革新陶瓷发展与民族的振兴富强之路。景德镇制瓷业伴随着“求强求富”“实业救国”等一系列口号，开启了艰难的民国陶瓷改良与革新之旅^[4]。

虽然在近代经受了巨大的破坏，但在进入新中国后，景德镇瓷器艺术又焕发了新的生机，呈现出欣欣向荣、兴旺昌盛的发展局面。1949年4月29日，景德镇获得解放。5月5日，从浮梁县分出，置景德镇市。1953年6月15日升为省辖市，浮梁县治移回旧城。1960年，进一步将浮梁县并入景德镇市，成为市郊县区。当今的景德镇，人口150余万，面积5248平方公里，下辖乐平市、浮梁县、珠山区、昌江区、高新区和陶瓷工业园区。景德镇进入平稳发展阶段，但仍面面临诸多现实问题。

景德镇作为中国千年瓷都，其城市发展变迁一直是以陶瓷产业的发展和变化为前提的。随着宋代以来陶瓷风尚风靡中国各阶层乃至全世界，景德镇也随着中国乃至世界陶瓷市场的繁荣与衰退而数次浮沉。文化风尚无疑是景德镇发展的基本条件和线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