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确了规制的成本和收益后，需要将规制所造成的损失及其所带来的收益结合起来进行比较分析。施蒂格勒（1996）从福利经济学的分析出发，指出，只有当规制成本小于消费者剩余增量与生产者剩余增量时，采取某项规制才是有必要的，否则就是多余的。王俊豪（2001）将上述思想作了具体化，认为，应将“实行某项规制后，消费者支出的减少数量和生产者因效率提高而增加收益的数量的加总数”来计算政府规制收益，并以“政府规制立法成本和运行成本等的预计加总数以计算政府规制成本”，然后通过成本—收益比较，决定是否值得对特定领域进行政府规制。

从理论上说，规制的成本—收益分析对于是否实行政府规制确实具有一定的意义和参考价值。然而，由于政府机构活动的特性以及规制行为的社会性，要准确估量政府规制的成本与收益却是颇为困难的。这是因为：准确估量的前提是估量者必须具有完全信息，如准确了解企业和社会在规制前后的成本、收益状况，而要做到这一点却是不可能的。其一，政府出于社会公共利益进行的规制是一种特殊的公共产品，而公共产品及其社会后果很难用经济指标准确计算出来。其二，政府规制在成本—收益方面存在着长期与短期的矛盾。如，放松环境规制后，在短期内虽然降低了企业成本，带来了巨大效益，但从长期来看，却可能大大伤害社会公众的利益，社会将为之付出巨大的代价。其三，政治家们出于种种原因，不希望公众了解政府用于规制的花费，使社会公众很难了解到规制的真实成本。可见，运用成本—收益方法来分析政府规制行为是较为困难的，因而具有一定的局限性。(www.daowe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