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蒂格勒（1996）根据成本的承担者把规制成本分为“服从成本”和“实施成本”两大类。“服从成本”是指“垄断者使规制机构服从它的意愿”所付出的费用，这一成本是由垄断者自己承担的。“实施成本”是指“一项规制从产生到实施的成本”，这一成本是由公众承担的。李郁芳（2002）进一步将政府的规制成本分为以下四类：

第一，规制政策的制定成本。包括规制机构对有关信息的收集成本、分析成本、规制政策的制定费用。收集相关的信息是制定规制政策的必要前提，如前文所述，由于信息不对称，规制机构往往在信息收集方面花费巨大^[7]。另外，规制规则的制定要经过一系列复杂的行政程序，如对建议法规的调查听证、新法规实施对市场均衡影响的事先考察和评价、对现行法规修正的建议、新法规的制定与颁布等，完成以上环节颇费时日，耗资巨大。

第二，规制机构的运行成本。由两类成本构成：其一是规制的事中成本，即在既定的规制制度下，制定、执行某项规制制度所花费的成本，包括规制的文件处理成本、行政裁决成本等，往往数额巨大^[8]。其二是建立与维持规制机构正常运转所花费的成本，如规制机构的人头费、规制机构的办公设备费用等，政府规制机构正常运转的必要开支往往也数额巨大^[9]。

第三，政府规制的实施影响经济效率而产生相关费用。主要有如下几种：效率成本、转移成本、反腐败成本等。所谓效率成本，是指生产者剩余和消费者剩余的净损失，它表明了一项规制政策偏离其预期轨迹所造成的经济效率损失。转移成本指的是获益从一方转移到另一方，它反映了规制实施或规制改变时获益者和受损者的情况，实际上是社会财富在不同社会成员间的重新分配^[10]。反腐败成本则是政府为了防止和查处规制制定与实施过程中的寻租、设租行为而付出的费用^[11]。在腐败泛滥的国家，政府每年花在反腐败上的开支非常惊人，而这种成本是由社会成员共同负担的，是社会福利的扣除。(www.daowen.com)

第四，规制的机会成本。前述各项成本是政府规制政策制定与实施过程中社会部分成员所实际付出的费用。即使不考虑这些费用，单就机会成本的意义看，政府规制同样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政府规制的机会成本可以用多种方法进行测度：一是通过对各项规制政策的效果比较来测度；二是由规制前后经济效率的比较来测度；三是通过放松规制前后经济效率的比较来测度，即实行某项规制所带来的效率损失或不实行某项规制后本来应有的效率水平。

第五，政府规制的“劝说”成本，亦即施蒂格勒（1996）所说的“服从成本”，或称“寻租成本”。这是特殊利益集团出于各种目的贿赂政府，或企图影响政府的规制政策，或为了“联络感情”、打通关节，以便于该集团能够得到政府的“特许”和帮助。只要存在着政府规制，就有“寻租”的可能，劝说成本也就不可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