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英国和作为转型经济国家的俄罗斯在自然垄断产业的私有化及其规制方面，在许多方面表现出一致性，但是在一些方面也凸现出它们各自的特点。

首先，从自然垄断产业私有化改革的动因来看，英国和俄罗斯两国自然垄断产业的私有化改革都在不同程度上体现了大致相同的目标。私有化的动因大体上可以划分为三大类：一是效率目标，即追求企业与市场经济效率的改善；二是收入目标，追求政府财政收入的最大化；三是政治目标，包括收入再分配及其他具体的政治考虑（Jasinsk and Yarrow，1996）。

在英国，对自然垄断产业进行私有化的一个中心目标是提高自然垄断产业的经济效率，同时被英国政府用作减少公共部门财政支出和融资需求的财政战略。然而从实质上讲，自然垄断产业私有化的根本目的在于削弱工会力量，为保守党争取政治优势，私有化不过是实现这个目标的一个手段。

在俄罗斯，提高企业效率并构建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是实行普遍私有化的原因。然而，通过变卖自然垄断产业庞大的国有资产来弥补“休克疗法”所带来的财政崩溃，为履行正常的国家职能提供资金支持，却是自然垄断产业私有化的最主要动因。除此之外，还有一系列复杂的原因。最主要的考虑是追求政治目标，“民主派”希望藉此培育私有阶层，培育拥戴社会变革的力量，以使整个系统转型成为不可逆转的进程。

其次，从自然垄断产业私有化改革的方式来看，英国和俄罗斯在具体操作上不同，从而在私有化后的规制上有所不同。

俄罗斯的具体做法是：将原来具有行业管理性质的康采恩企业公司化，组建国有独资公司，然后在保留国家控股的条件下私有化，形成混合型行业控股公司。私人拥有的股份则不断上升，行业控股公司下属的企业则股份化且不再严格规定政府股权，其他辅业则完全剥离或私有化。尽管不断减持联邦股份，但中央政府迄今为止仍拥有行业控股公司中的最大股份。(www.daowen.com)

而英国是直接向社会出售其自然垄断企业的股份，在有的产业分几次出售股份，国家保留黄金股。而在另一些产业，一次性实现了私有化。此时，国家不再通过内部控制来对自然垄断企业进行干预，而是通过相关法律和独立的规制机构对自然垄断产业进行外部控制。

第三，英国和俄罗斯进行自然垄断产业改革的背景有很大的差别。在进行自然垄断产业的私有化时，英国的市场经济体系已经完全建立，而俄罗斯正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时期。自然垄断产业的改革是这一系统转型过程的一部分。与市场经济中的私有化相比，转型私有化最主要的特征是，其赖以发生的制度背景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如，私有化可能伴随着国内证券市场的创建，在这个证券市场上实现国有资产的交易；私有化也可能是更广泛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变革过程的一部分，同时，私有化本身又对这些过程产生着重要的影响^[14]。

转型国家自然垄断产业私有化改革的突出特征是：转轨开始时缺乏必要的基础设施。首先是市场基础设施，比如竞争性的产品市场、金融市场以及经理人市场；其次是缺乏政治基础。国有企业的规制框架是基于所有权关系的全面控制，而在私有化的情况下则是保持距离型的依法行政，其前提是对政府权限的明确界定与制约，而这正是转型需要着力解决的任务之一。另外，这一领域的变革成为整个系统转型的组成部分乃至手段与工具，因此，其目标与影响比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私有化更为复杂和多元化。以私有化的目标为例，市场经济条件下通常是为了寻求经济效益的最大化，但转轨政府却可能借此来达到变革进程不可逆的政治目的，此时效率目标并不在考虑范围之内。再次，研究市场经济条件下私有化对效率的影响时，只集中在企业和产业层面上；但对于转型经济来说，私有化的影响则要广泛得多，尤其是自然垄断产业，由于处于产业链条的上游，其发展运行的状况会直接影响到整个经济体系的运行。

总之，许多关于市场经济中的私有化的研究成果对于转型私有化是适用的，但还必须发展、修正并扩充这些观点，并且应考虑到与私有化同时发生的更一般的经济、社会与政治的变化。尤其是市场经济中私有化可以被假定为政治与资本市场的背景状况是给定的，而相似的条件对于正在经历系统转型的经济是不存在的，不仅私有化的背景始终在变，私有化政策本身也会对这些变化产生实质影响，因而更为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