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我国政府和主流学术界一直不承认利益集团的存在。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局部利益服从全局利益。代表“局部”、“狭隘”利益的利益集团在政治上得不到承认，也不被允许存在和发展（皖河，2002）。经济上，改革开放前，我国实行高度的计划经济体制，所有制结构是单一的公有制，实行平均主义的分配方式。虽然当时也存在如中央与地方、城市与农村、工人与农民、干部与群众等“人民内部矛盾”，但这些“二元”利益冲突是由国家权力决定的，或者说是由传统的等级制决定的。各利益群体不可能以集团的形式争取其经济利益。可见，改革开放前，我国政治上或者说意识形态上不允许利益集团存在，经济体制也使得利益集团没有必要存在。当时只存在自在的利益群体，而没有自为的利益集团（程浩等，2004）。一般用“阶级”、“利益主体”和“社会阶层”等概念来反映社会中存在利益不一致或利益冲突的群体。

改革开放以来，经济体制改革使我国在所有制形式、分配方式等方面日益多元化，社会利益结构不断分化与重组，这使利益集团的产生具有了客观的社会经济基础。公民利益意识的觉醒和维权意识的加强，特别是“集团意识”的形成，为利益集团的产生提供了心理基础。政治民主化、法治化进程的加快，以及党和政府在保障公民权利方面卓有成效的改革与发展，为利益集团的产生提供了宏观的政治条件和制度背景。现代交通与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得人们之间的联系日益方便快捷，大大节省了利益主体的组织化成本，从而为利益集团的产生提供了技术条件。这些条件的聚合，使得中国社会利益集团的产生成为一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趋势。

1988年3月15日，中共十三届二中全会的工作报告中第一次明确地承认中国社会存在不同利益集团，该报告指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人民内部仍然存在着不同利益集团的矛盾”^[27]。当时把处理不同利益集团的矛盾作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中心内容。人们的经济和社会关系，“不仅包括所有制结构和分配形式，而且包括在改革中人们利益关系的调整，社会利益群体、利益集团的形成和演变，以及各种社会矛盾的实际状况和变化”（郑必坚、贾春峰：1988）。但是，由于当时传统意识形态的作用，加之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内外政治因素的影响，虽然我国利益集团问题日渐突显，但在20世纪90年代主流媒体几乎没有被提及，然而，学术界对利益集团的研究却在不断深入^[28]。

在陆学艺（2002）对我国十大社会阶层研究的基础上，皖河（2002）提出了我国当前存在的三大利益集团。第一，权力集团，作为国家与社会的管理者，他们掌握着最具有决定性意义的组织资源，政治上处于绝对强势地位。第二，新兴资本集团与知识集团，他们拥有较多的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政治地位持续上升。第三，劳动集团，工人和农民的政治地位持续下降。(www.daowen.com)

程浩等（2003）按照社会性质、组织化程度、活动目标、存在时间的长短等标准对我国当前利益集团进行了更细的分类，依次分别为合法的利益集团和非法的利益集团；高度组织化的利益集团、具有一定组织程度的利益集团、组织松散的利益集团和非正式组织群体；经济性利益集团和非经济性利益集团；常设性利益集团和临时性利益集团。程浩等（2003）指出，我国现有社会利益集团在总体上说，大多没有完备的组织形态，也没有固定的组织架构，只是松散地、自发地、临时性地“结伙”，以协同行动表达其特定的利益诉求。部分有规范组织形式的利益集团，多以社团、协会、商会、联合体（会）、委员会等形态存在，且绝大多数由政府主导产生，具有半官方的特点。各种利益集团发展极不平衡，代表社会弱势群体利益的利益集团尤其薄弱。我国当前各利益集团之间、利益集团与政府之间合作程度较高，社会性、非政治性特征较明显，各利益集团对政府、对执政党的依赖性也较强。利益集团之间往往存在的是所谓“非对抗性”矛盾，但矛盾的对抗性有不断增强的趋势。

我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改革是组织资源、经济资源、文化资源的再配置过程，是一个利益重新调整的过程。改革前，几乎所有的资源都由国家掌握，改革的过程正是这些资源的再分配过程。由于初始资源总是有限，而各利益集团都想多得一份，因此，利益冲突无法避免。而且，随着我国改革的日渐深入，各利益集团间冲突会越来越激烈。一方面，“先易后难”或者说“外围到中心”的渐进改革的思路决定了最有价值的资源的重新配置放在后期，即所有制改革阶段，而各利益集团争夺的焦点也在于此；另一方面，改革越深入，可供重新分配的交易资源也越来越少。此时，各利益集团势必会动用各种手段，来抢夺最后所剩不多的却是最有价值的份额。我国当前自然垄断产业规制改革进程中，相关利益集团的冲突日趋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