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益集团作为政策的需求方，它们相互竞争，通过各种政治努力来影响选举、立法等政治产出（Political Outcome），从而形成对自己有利的政策。

1.集团竞争与影响函数

贝克尔1983年的经典论文建立了有关利益集团竞争的一般均衡模型，用影响函数刻画了利益集团对政治产出的影响。Becker（1983）模型中，经济体有两个利益集团：s，t。个人属于集团。利益集团通过争取对自己有利的再分配政策，提高成员福利。各集团内成员同质，成员数分别为ns，nt。利益集团通过捐款等政治活动对政府施加压力。压力p与其政治投入m和成员人数n正相关。

当然，单个集团的政治压力不等于它对最终政治产出的影响。最终的影响I取决于各集团间的压力对比和一些其他因素q，即。利益集团对政治产出的影响不是由本集团政治活动的绝对效率决定，而是取决于集团间的相对效率。政治活动效率相对较高的集团政治影响大。Becker（1983）模型的一个重要假设是政府预算平衡。此时利益集团间的竞争为零和博弈。某一集团影响力的增加必然意味着另一集团的影响力减弱，利益集团间是此消彼长的关系。

贝克尔的集团竞争模型在个人理性行为的基础上，描述了集团间的竞争，得出了集团最佳规模的建议。同时证明，集团间的政治压力竞争均衡不是帕累托最优。如果每个集团都减少政治投入，各自的福利水平都会提高。因为集团间的合作可以减少政治竞争中的无谓支出。现实中许多法律和政治规则的出现正是这种合作的结果。但是集团间的合作是困难的，每个集团都希望其他集团减少政治压力而保持甚至增加自己的压力，以提高自身的政治影响，获得更多的收益。

在随后的研究中（Becker，1985a，1985b），贝克尔指出大部分利益集团的要求是合理的，由于政府不可能知道所有的信息，利益集团数目越多，他们间的竞争和制衡会使得政治产出更有效。秉承芝加哥学派崇尚自由竞争的传统，贝克尔强调了政治领域竞争的特殊性，指出利益集团间的政治竞争实际上削弱了个人参与和获取信息的主动性。利益集团之间的竞争均衡不适用于每个产业或整个市场体系。

贝克尔模型中不包括政府（政治家或官员），利益集团配置资源的同时也决定了具体的税收和分配政策。政府不是独裁者，而只是裁判员。模型通过政治压力生产函数P和影响函数I抽象设定了政策的决定机制，但没有给出证明，只是一个“黑匣子”。这就不能保证政府会像模型设定一样行动。因此，需要进一步研究利益集团与政治家和政府官员间的互动关系，这便是下面有关“政治捐款”和“选举函数”的研究。

2.政治捐款与选举函数

有关利益集团对政策影响机制的研究集中于集团对候选人的政治捐款，原因可能是这方面的数据容易获得（尤其在美国）。在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代议民主制国家中，利益集团对选举的影响是巨大而复杂的。Grossman and Helpman（2001）更是直接把利益集团定义为代表特定选民集团的组织。利益集团通过捐款、策略性提供信息、游说等方式影响选举。任何选举结果都是选民、利益集团和候选人（政党）间博弈的均衡结果。

此类模型一般都假定有两个候选人，各自的竞选纲领（未来政策取向）为xj（j＝1，2），竞选获胜概率为pj（显然p2＝1－p1）。集团对某个候选人的捐款为yj，由此获得的收益为V（x）是x的增函数且严格凹（V′＞0，V″＜0）。利益集团政治活动的预期净收益为p1V（x1）＋（1－p1）V（x2）－y1－y2，通过政治捐款实现预期收益最大化，即：

根据假设不同，政治捐款模型可以分为交换模型和支持模型两类。

（1）交换模型。

交换模型中假设利益集团对政党或候选人没有特定偏好，捐款是为了换得对自己有利的政策，类似于一个合约。这方面的研究贡献主要来自于Welch（1980）和Snyder（1990）。

候选人的政策取向xj与利益集团的捐款yj正相关，利益集团视候选人获胜的概率pj给定。候选人j的最优捐款由（3.1）式的一阶条件给出。

政治捐款的交换模型有两个基本结论：第一，利益集团对两个候选人都捐款，以试图使双方的未来政策取向都对自己有利。第二，利益集团对候选人j的最优捐款数额与其获胜概率pj正相关，即利益集团会给最可能获胜的候选人最多的捐款。

交换模型有两个主要缺陷：第一，候选人政策取向和利益集团捐款的关系没有明确论证，交换模型并没有解开利益集团影响政治过程的“黑匣子”。第二，现实中利益集团和候选人间的交换合约是隐性的，模型没有涉及隐性合约的有效性问题，不能保证获胜候选人兑现事前的承诺。

（2）支持模型。

支持模型中候选人的政策取向xj给定，利益集团选择支持某个候选人，并通过捐款提高其获胜概率^[4]。候选人获胜概率P是双方预期选票差额D的函数：p＝p（D），显然PD＞0。利益集团捐款帮助其支持的候选人赢得更多的选民，从而改变预期选票的差额D。可定义集团1的选举函数（vote function）为：D1＝D（x1，x2，y1，，y2）。其中，D1是y1的增函数且严格凹，是y2的减函数且严格凸。在一定范围内（如果确定当选，候选人不会也不必对捐款者提供承诺），候选人获胜概率与其获得的总捐款正相关，而与其对手获得的总捐款负相关。

支持模型的主要结论有：第一，利益集团只捐款给其支持的候选人。这被称为选举的“专业化定理”（Specialization Theorem）。如果有多个候选人，利益集团不会捐款给最不支持的候选人。第二，利益集团的最优捐款与候选人的政策取向有关。未来政策取向越对自己有利，捐款越多。如果两个候选人的政策取向相同，则对竞争双方都不捐款。第三，利益集团的最优捐款与PD正相关。当D＝0时，PD最大，所以，在势均力敌的竞选中，利益集团的捐款数额较大。

支持模型也存在两个主要缺陷：第一，模型中利益集团视候选人的政策取向x给定，但在现实中利益集团总是试图影响未来政策。第二，选举函数的引入成为又一个“黑匣子”，它反映的本质是花钱买选票，但没有具体解释其中的作用机理。Austen－Smith（1987）部分揭开了这个“黑匣子”，指出捐款可以帮助候选人明确其政策立场，这对风险厌恶的选民是有益的。(www.daowen.com)

Grossman and Helpman（1996a）有关院外游说的研究综合应用了交换模型和支持模型。Grossman and Helpman（1996a）模型中政党的目的不仅要赢得大选，更要最大化其选票，以获得更多的议会席位。利益集团政治捐款有两个作用：一是影响候选人政策倾向；二是资助候选人的竞选运动以赢得“无知”选民。

每个政党为争取更多的捐款以赢得选举，必须提供更多的承诺。结果是他们的政策倾向会更代表一般利益（General Interest）。如果有很多的利益集团，一组自我实现的预期均衡（Self－fulfilling Expectation Equilibria）是可以实现的。某个利益集团捐款多少与它对其他利益集团捐款数额的预期正相关。政党最终赢得了选举，但利益集团付出了昂贵的代价。如果集团间合谋维持低水平捐款的均衡，每个集团福利都可以得到改善，这与Becker（1983）的结论是一致的。Grossman and Helpman（1996a）指出，利益集团的具体游说过程分两步：（1）利益集团提供捐款菜单（通常包括一系列捐款数量和政府承诺的组合）；（2）政党根据捐款菜单，确定政策倾向，参加竞选。显然，其中第二步研究的对象已转向政治产出的供给方，我们将在下文详细讨论。

3.利益集团与信息传递

上述模型有两个共同的缺陷：第一，都假设各方享有完全的信息。现实中信息不完全是常态，缺乏信息正是利益集团作为政治中介存在的原因之一。第二，模型中利益集团的政治行动总是通过钱（捐款或行贿）来执行。而钱在利益集团影响政治中的相对重要性受到了一些经济学家的质疑（Laffont and Tirole，1991）。现实中利益集团在政治决策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信息传递作用。它们不仅为自己的成员和其他选民提供信息，还为政治家、政府官员提供信息。

利益集团可以通过传递信息来影响选举结果。一方面，向候选人传递选民的信息以帮助其制定正确的竞争策略；另一方面，向选民传递候选人信息，通过公开支持某位候选人为其提供“背书”认可。根据Austen－Smith（1997）的综述，目前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后者，如Grofman and Norander（1990），Cameron and Jung（1992），Lupia（1992），Grossman and Helpman（1996b），他们的模型的概念、结构、推论基本类似。利益集团为候选人提供“背书”认可，可以影响缺乏信息的选民，其作用的大小取决于选民利益与该利益集团的差异程度，差异越小，利益集团对候选人的“背书”越有效。

利益集团还可以通过传递信息来影响立法，有关这方面研究的文献还不多，但有不断增长的趋势^[5]。Austen－Smith（1997）对部分文献做了评述。指出此类模型的技术性很强，例如不完全信息下的信号传递模型。但现实中通过战略性的传递信息来影响特定立法往往具有个案的特殊性。

Potter and Van Winden（1992）^[6]具体分析了信息不完全下政策制定者和利益集团间的互动。假定政策制定者有两个备选政策x1，x2，利益集团和政策制定者的收益视情况t1，t2而不同，见如下收益矩阵。

表3.1　信号传递与政策选择

注：其中a1，a2，b1，b2＞0。

显然，而政策制定者在情况t1时偏好政策x1，在情况t2时偏好x2。而利益集团总是偏好政策x2。当b1＜0＜b2时，不存在冲突，此时利益集团没有任何激励传递信息；当b2＜0＜b1时，存在绝对冲突，利益集团总是会掩饰实际情况，政策制定者也可以准确估计到集团行为，因而信息传递也不起作用。

可见，利益集团和政策制定者之间存在可能的冲突。假定利益集团是拥有信息方，知道具体情况是t1还是t2。而政策制定者只知道两者的概率，分别为（1－p）和p。

当p＜a≡a1／a1＋a2时，追求预期收益最大化的政策制定者将选择政策x1，这是集团不愿看到的。于是，在政策制定前，利益集团可以策略性地发送信息m（情况t2时发送真信息，t1时发送假信息）来影响政策制定者的选择，同时产生固定成本c；如选择不发送则记为n，成本为0。

如果b2＜b1，情况t1时，利益集团会传递假信息，尽其可能说服政策制定者。政策制定者了解到利益集团这种倾向后，即使情况t2时利益集团传递的准确信息也会受到怀疑。因此，信息传递不会发生。因此只需考察b1＜b2时的情况。

我们用si表示情况ti时传递信息的概率，用r（s）表示政策制定者在获得信息s＝m或n后选择利益集团所偏好的政策x2的概率。Potter and van Winden（1992）得到了如下结论：

（1）如果b1＜c＜b2，则s1＝0，s2＝1，r（n）＝0，r（m）＝1

（2）如果c＜b1＜b2，则s1＝p（1－a）／（1－p），s2＝1，r（n）＝0，r（m）＝c／b1

第一种情况（b1＜c＜b2）：当情况为t1时，传递（假）信息的成本c大于可能收益b1，利益集团放弃传递（假）信息（s1＝0）。当情况为t2时，利益集团会传递（真）信息（s2＝1）以确保政策制定者选择对双方都有利的政策x2。政策制定者一旦得到信息m，则表明现实肯定为情况t2，故采取政策x2；如果无信息，则表明现实为情况t1，采取政策x1，即r（n）＝0，r（m）＝1。

第二种情况（c＜b1＜b2）：当情况为t2时，利益集团肯定会传递（真）信息（s2＝1），原因同上。当情况为t1时，利益集团有时会传递（假）信息，因为在重复博弈的情况下，如果利益集团总是传递情况为t2的信息，政府由于无法辨别信息真假而会坚持政策x1，以此来限制集团传递假信息的行为。集团传递（假）信息的概率s1与p成正比，与成本c呈反比（s1＝p（1－a）／（1－p））。对政策制定者而言，如果利益集团没有传递信息，则情况肯定为t1，选择政策x1，即r（n）＝0。如果有信息，情况则比较复杂，采取政策x2的概率r（m）与成本c呈正比，与b1呈反比，即r（m）＝c／b1。

如果把模型中的不同情况t1、t2理解为利益集团的不同类型，上述分析表明，利益集团将通过传递信息把自己和其他利益集团区分开，从而影响政策。相关研究文献（Auten－Smith，1995Lohman，1995；Potters，Sloof and van Winden，1997）表明^[7]，在下面几种情况下，利益集团将更多地传递信息，政治影响也会相应增加：（1）不存在游说等政治活动的成本约束；（2）存在竞争利益集团；（3）政府和利益集团之间的博弈是重复的。

综上所述，作为政治产出的需求方，各利益集团之间相互竞争，通过捐款、游说等活动来影响选举、立法等政治过程。贝克尔在个人理性行为的基础上，用影响函数描述了集团间的竞争，得出了利益集团最佳规模的建议。同时证明，集团间的竞争均衡并不是帕累托最优。在政府预算平衡假设下，利益集团间的竞争是零和博弈，它们的政治影响存在此消彼长的关系。贝克尔的影响函数得到了广泛应用，其后的经济学家们根据不同假设，分别建立了交换模型和支持模型，进一步探讨了利益集团政治捐款、院外游说等活动的政治影响以及信息不对称条件下利益集团的政策制定者之间的博弈。以上从政治产出的需求方——利益集团角度，分析了利益集团对政治过程的影响，下面将视角转向供给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