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区在不同区域具有明显的不同特征，这种特征与各国参与全球价值链的深度和参与能力有关，也与一国对外开放战略有关。

第一，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区活跃度看，整体而言，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国家的经济区活跃度明显高于丝绸之路经济带相关国家。在Jean-Marc SIROËN，Ayçil YüCER（2014）统计最活跃的出口加工区或自由贸易区中，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国家中60%是活跃的，而丝绸之路经济带只有18.52%，并在不同沿线区域表现为零星特征。这与20 世纪90 年代以后全球生产的重新布局以及对贸易流量和流向的影响有关，也与全球货物贸易以海运为主的运输方式有关。表6-4 是联合国工业与发展组织对东盟经济区的相关统计，统计表明，在东盟10 国中，最早设立经济区的是新加坡，早在1951 年就设立了；其次是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和印尼，基本是在20 世纪70 年代创建；随后是新东盟四国，包括越南、老挝、缅甸和柬埔寨；文莱也在2007 年开始设立经济区。

表6-4　东盟各类经济区基本情况

资料来源：Unido，Economic Zones in the ASEAN： Industrial parks Innovation districts as strategies for industrial competitiveness，https：//www．unido.org/fileadmin/user.../UCO _ Viet _ Nam _ Study _FINAL.pdf，2015。
注：柬埔寨的数据来自开泰银行2017；缅甸特殊经济区来自本项目的调研，主要是蒂拉瓦、皎漂和土瓦特殊经济区。

第二，经济区建设与国家发展战略和产业政策实施。“一带一路”沿线许多国家将经济区建设作为国家战略和推动产业升级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首先，通过在经济区内颁布专门的投资以及与投资相关的项目审批、土地、环境、劳动等方面的法律，推动吸收外资项目的快速落地，许多“一带一路”沿线低收入国家各种类型的经济区吸收FDI 占国家的比重相当高。其次，通过贸易便利化推动出口，特别是全球分工下中间品出口（加工贸易）模式的税制设计，这样就推动了这些国家贸易的快速增长。最后，通过跨国公司带动本土企业，使这些企业融入全球价值链之中。“一带一路”沿线相关国家经济区与国家发展战略和产业政策的关系见表6-5。

第三，在经济区类型中，仍然以出口导向的特殊经济区为主，但制度设计更加灵活，以便适应国内和国际两个市场。中低收入国家设立特殊经济区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促进外汇增加，因而一般都是外向型的经济区，特殊经济区设立之初都以“飞地”形式为主，即特殊经济区内与国内市场互相分割，区内企业的产品以国外市场为目标，国内与特殊经济区内货物不能自由流通。这种模式大多是在一国对外开放的初期，为了在控制开放引致的风险和对国内市场冲击的前提下促进出口和创汇，因此选择以“飞地”式特殊经济区作为“有限”开放的主要平台。但随着这些国家国内市场的启动，往往改变原来纯粹出口加工区的制度模式而采用灵活的经济区。比如工业区内通过信息系统来识别企业的产品是国内市场还是国际市场，以便降低企业的营运成本，同时向参与全球价值链、物流服务和边境服务等类型延展。^[3]对于大多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而言，随着一国融入全球生产的程度不断深化，为了适应复杂的跨国分段生产，特殊经济区往往会被赋予更多服务功能。例如，一些国家的特殊经济区会叠加物流服务，一些国家的特殊经济会叠加更多边境服务，还有一些国家会将特殊经济区作为帮助企业嵌入全球价值链的重要平台，另外一些国家还出台了一系列政策试图修正特殊经济区造成的区内区外市场分割问题。“一带一路”主要沿线国家SEZ 类型的演变见表6-6。

表6-6　“一带一路”主要沿线国家SEZ 类型的演变(www.daowen.com)

续　表

资料来源：ADB，“Asian economic integration report 2015： How Can Special economic Zones Catalyze economic Development？”，https：//www．adb.org/sites/.../asian-economic-integration-report-2015.pdf，2015，p.71.

尽管多边、区域、诸边和双边贸易投资协定大大提高了贸易投资自由化和贸易便利化，但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存在着比较高的贸易投资壁垒，各种类型的经济区特别是特殊经济区仍然是一国实施更自由化投资贸易的重要制度平台，甚至美国这样高度投资和贸易便利化的国家，也仍然在增加对外贸易区。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济区在活跃度、发展类型和发展模式上表现出比较大的差异，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活跃度明显高于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而且，为了适应全球价值链变化这些国家的经济区针对特殊经济区特别设置了更为灵活的制度安排，已经形成了特殊经济区的升级版。

越来越多“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将经济区建设作为国家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门，纷纷制定专门的法律制度和实施细则，并正有效推进，突出表现为新东盟四国工业园区和特殊经济区的推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