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中国签署了众多的双边投资协定，但投资协定以旧投资协定为主，签署时主要从资本输入国立场出发，签署目的更多基于政治和外交上的考虑，这在与发展中国家签订协定时表现得尤为明显。许多投资协定为原则性内容，条款比较简单，一些协定甚至缺少国民待遇条款、限制资本汇出等重要投资保护条款，从1997 年开始，国民待遇等条款才逐渐进入我国签订的投资协定中，因此，目前中国多数投资协议保护水平过低，显然已经无法满足当前海外投资的保护需求。

在实体性条款方面，中国与沿线国家BIT许多重要条款方面存在条款内容不清晰，不同条约差异性大的问题，例如对于投资定义、投资者实体权利、间接征收条款、公共公正待遇条款、保护伞条款等重要投资保护实体规则，无论在文本表述形式、文本内容、条款位置等方面均存在较大差异性，这使得许多实体条款内容模糊、标准不一，若发生争议，对文本内容的解释或协调会产生困难。从ISCID 案件的条款依据也可以看出，投资定义、间接征收等条款是实际上是投资者权益最有力的保障。

从程序性条款看，中国投资者国家争端解决机制条款内容因BIT 缔结的时间不同而有所不同。在20 世纪80 年代签订的BIT 中，因我国未加入ICSID 公约，因此允许投资者和东道国之间的争端可通过临时设立的仲裁庭解决；1993年2 月中国加入《华盛顿公约》正式生效后，规定仅就“征收的补偿额”问题提交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ICSID）仲裁。1998 年中国和巴巴多斯BIT 签署之后，中国多个BIT又全盘接受ICSID仲裁管辖，在义务范围上又存在过大的问题^[25]。总体而言，中国近年投资者国家争端解决机制趋向高标准保护水平，可适用范围不断扩大，但大部分协议久未更新，对我国海外投资者利益的保护显得不足，另一方面协议之间差异大，部分协议条款可诉诸的投资争端领域范围过宽等。

表5-4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协议条款存在的问题举例(www.daowen.com)

续　表

注：* 仅与乌兹别克斯坦协议明确间接征收。中国和乌兹别克斯坦的BIT 于2011 年修订生效。
资料来源：根据邓婷婷和张美玉（2016）、温先涛（2012）、韩冰（2017）的文献整理。邓婷婷和张美玉（2016）详细阐述了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BIT 的具体条款的类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