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分工的进一步深入和跨国公司全球化的业务运作需求是全球自贸协定发展的根本动因（沈玉良等，2016）。信息与通信技术的革新推动全球价值链向纵深方向发展，使得跨国公司可以通过将产品生产的各个环节分布在全球多个国家或地区完成，早期必须安排在步行距离范围内的生产环节，由于ICT 技术的支撑也可以呈全球化分布。原材料、中间品和最终品在不同国家生产的同时，必然伴随着大量的跨国公司FDI 流动，同时由于产品复杂程度的提升，与生产和消费有关的服务及技术人员的跨境移动也变得十分频繁（Baldwin，2011）确切地说，当前的贸易已经从以前简单的国与国之间的货物贸易，转变为贸易、投资和服务的交织存在和相互作用，这催生了贸易、投资和服务一体化的全球贸易投资新规则。

20 世纪80 年代以前简单的最终品跨境贸易，只需要简单的国际贸易规则，如GATT 早期主要讨论货物关税削减以及反倾销、反补贴等议题；然而，20 世纪90年代以后，贸易、投资和服务一体化的背景下，需要更加复杂的国际贸易规则，这些规则的主题远远超出货物关税的范畴，甚至已经深入关境内的监管制度等领域。以投资、贸易、服务一体化为核心的全球生产网络的形成和深化，使得参与国存在极为强烈的扩大投资贸易自由化的微观需求和内在动力。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的内含假设是，一国仅从事最终品贸易，从而该国国内生产商希望通过贸易壁垒寻求保护。然而，现实中有许多经济部门越来越依赖于中间品的进口投入，进而希望降低贸易壁垒获取更为廉价的进口中间品，从而降低生产成本。许多实证分析也表明，当一些国家有大量的企业参与到这种全球化生产网络中时，它们通常有更多的单边贸易自由化的压力（WTO，2011）。全球分工进一步深入、离岸外包和中间品贸易的盛行需要深度一体化，即通过自由贸易协定来解决参与国的贸易合作问题，部分学者已通过建立严格的理论模型证明中间品的外包激励了双边贸易协定的产生（Antràs & Foley，2011；Antras &Staiger，2012，等）；这些观点也在其后的大量实证分析文献中得到侧面验证（Andreas 等，2014；Kohl 等，2016）。(www.daowe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