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霖琳

WISE成立十周年之际，我博士毕业来这里工作也已经第七个年头。七年来的种种工作经历，都与WISE这个响亮的名字分不开。拜开创者的睿智，作为王亚南经济研究院（Wang Yanan Institute for Studies in Economics）的英文简称，“WISE”以其智慧的含义给研究院的发展壮大以福佑，也往往令与其结缘的人们为之骄傲。当我回想过往点滴，却发现时间过去虽然不久，许多事情已经交叠模糊，当我努力把它们立体化想要找出线索来，也就形成了我对WISE的解读。在此过程中，WISE这四个字母浓缩了多重含义，分别是：

1.The Winter Interview for a Sunny Epoch .

2.My Way International Starting from Europe again.（or：Want to Immediately Shirk and Escape）

3.Where Is Struggling Emma?

4.Wolfgang Insists on the Stochastic Error .

5.Women Intelligent in Statistics and Economics .

6.The Wakening Idea that Shines Ever .

且待我一一分解。

1.The Winter Interview for a Sunny Epoch 冬季通往太阳岛的面试

和许多同事一样，我也是通过2008年1月初在美国经济学年会中的招聘来到WISE的。我是欧洲出产的经济学博士，在美国面试，找了个中国职位。2008年的美国经济学年会所在地是新奥尔良。我在跟纽约的知名对冲基金、北欧的一家央行以及一些高校的面试中逐渐积累经验，到了最后一场，也就是6日早晨WISE的面试，真正找到了最好的感觉。

感觉好，一来是早晨神清气爽，二来是与面试官的对话轻松愉快。面试官齐豪和Sung Yong Park可以说是WISE最好的推销员，一位是中国台湾籍，一位是韩裔，都非常真诚地推荐厦门和WISE，使我觉得我作为一个中国大陆人不可能不喜欢这里；不仅如此，他们一位研究微观，一位研究计量，对于我的宏观金融研究却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还讨论了一些细节问题，让我有如遇知音之感。面试组长蔡宗武老师是统计学家，我见面时说：“蔡老师，您还记得我吗？五年前您访问柏林洪堡大学时我向您讨教过问题。”蔡老师显然记不清了，但立即热情回应：“哦哦，你是Wolfgang的学生吧？”我答曰不是，告诉他我硕士毕业离开柏林到意大利博科尼大学读了经济学博士。以这样的背景介绍打开话题，后面的半小时谈话就在愉快的氛围中飞快地过去了。面试前在走廊里遇到另一组的组长冼刍荛老师，他看上去很严肃，我当时庆幸自己被编在蔡老师这组。

我7日返程，准备继续征战两周后伦敦的欧洲工作市场。但是当8日回到米兰打开电脑，WISE的工作邀请居然已经静候在邮箱里。这让我阵脚大乱，急告主导师和博士项目主管——有个印象不错的学校，不按常理出牌，越过了通常的第二轮筛选和实地访问就发Offer了。主导师跟我一起详细查阅了WISE网页上每位教师的简历，发现有许多计量和统计学领域的“大家”，他的眉头舒展开来，因为在宏观金融领域很多研究的突破都依赖前沿的计量方法和工具。于是，他以自己作为意大利海归的经验下了两个判断：从发展前景看，没有理由说不；如果将来必定回中国，晚回不如早回。而博士项目主管以他博弈论专家的缜密头脑论证后也提了两个建议：第一，可以接受邀请；第二，要坚持到截止日期再接受。但我没能坚持到截止日期，因为WISE院长和为数不多的同事们都向我发出了热情的邀请，为我详细介绍情况，答疑解惑。洪永淼教授得知我老家是河南的，在邮件里告诉我厦门除了生活环境好，70%的出租车司机都是河南人，而福建客家人历史上来自中原，连他自己的先祖也自河南迁来。这俨然成了“返乡动员”。就这样，我草草地在伦敦市场走马观花，在截止日期前两天就接受了邀请。

半年后，我如约来到了厦门这个阳光明媚的太阳岛，适逢学院举办国际会议忙作一团。我曾庆幸面试避开了的冼老师邀请我和同期来的同事吃饭，表示欢迎。席间发现冼老师聊起天来率性天真，给我的严肃印象一扫而光。但开学后就再也没见到冼老师，原来是已经离职，难得他在离开前还能如此照顾新来的同事。而我在办公室翻看到的一本会议手册是冼老师当年负责组织、带领行政人员精心编辑的，其精美细致程度，以后的会议手册无出其右。

我很快迎面收获了一大群学生和同事伙伴。当时学院只有七八个全职教师和几位行政人员，我们所有人聚在一起讨论和参与所有事情，纷纷以国外教育科研的标准来给WISE的发展规划蓝图。但我们很快发现，理想与现实的差距是在有限的空间、资源和体制约束下，如何去、由谁去实践可能的路径，一步步尽快走向优化。尤其是我们这些初出茅庐的博士生，在研究瓶颈尚未突破的情况下，做起事情来总是纠结焦虑，常常需要在研究、教学和服务学院的工作中寻找平衡。每年夏天，当太阳岛上阳光正好，我却在苦恼自己研究缺乏进展、教学没有长进，拷问自己该如何调整，如何重新平衡。

2.My Way International Starting from Europe again （Or:Want to Immediately Shirk and Escape）国际化的千山万水（或曰：时时想当逃兵）

洪老师大概看出了我不抗压的特点，委任给我比较轻松的任务：负责欧洲联合硕士项目和交流，筹办WISE国际硕士。这些工作比起关乎WISE命脉的科研、硕博培养和那些相关负责同事的工作量来说真是小事一桩，于是我欣然受命。但渐渐地，问题也开始显现，我的脑子里不断冒出当逃兵的想法。

欧盟的联合硕士项目是由7所欧洲高校联合举办的“国际贸易与欧洲经济一体化”一年制硕士项目，每年学生经过三个不同成员学校三个学期的学习，获欧盟“伊拉斯莫斯”项目认证和资金支持。项目发起人是比利时安特卫普大学的Wim Meeusen教授，他自结识洪老师后，就决意把厦大扩展为加盟单位，每年划拨两个欧盟全奖给WISE二年级硕士生，陆续惠及几位优秀学生，使他们得以在WISE读研期间取得两个硕士学位。2010年我开始参与项目并讨论厦大正式成为联席单位。作为会员，要参加一年两次的项目会议。于是往返广州办签证，再飞到欧洲某校参会成为例行公务。如遇在捷克的会员学校开会，只能飞到北京办签证，凌晨5点去捷克使馆外排队候签。而经过繁琐的手续和漫长的旅行，开会期间会员单位的十多位教师和秘书聚在一起用一天半时间讨论确认的大小事项，在WISE是一个教务秘书很快就能做好的。此时，恰逢欧盟的认证到期，重新申请未获通过，我不禁怀疑：项目这么高昂的时间和人工成本值得么？可持续么？作为新人，我义正辞严地提出要提高效率、降低成本，提倡夏季会议采用视频。初来乍到，没有贡献就提要求，应该是令人讨厌的。但是，为我一个人举行的视频会议还是诞生了，夏天我在厦门的办公室面对另一端欧洲会议室里的合作伙伴开会。后来听说，由于我在第一次视频会议时准确叫出了每个人的名字，终于被大家当成了自己人。

认同感获得了，项目还是困难重重，不仅要重新向欧盟提交认证和资金申请，同时Wim被发现患了肌萎缩侧索硬化即渐冻症。大家在Wim的感召下认真准备材料，修改方案，挽救这个他创立和组织了十几年的项目。新方案中拟定厦门大学为重点院校，承办2012、2013两年的秋季学期，项目名称也改为“全球化与欧盟一体化”经济学硕士(M.A.Economics of Globalization and European Integration，简称EGEI)，并且引入了“中国经济”等特色课程。2012年7月，就在厦大将第一次承担EGEI项目教学前不久传来喜讯，欧盟批准通过了EGEI的“伊拉斯莫斯”项目认证和资金支持，WISE和厦大经院学生再次获得每年1-2名全奖攻读EGEI的名额，并且可以派出若干在校生免学费攻读学位。2013年2月，在WISE刚承担完一个学期的教学、学生赴欧洲院校继续学习之旅时，EGEI项目的灵魂人物Wim辞世，令人扼腕。

我曾经质疑联合项目的高昂成本和低效运作，但不得不承认，在Wim等成员理想主义光辉的引领下，高成本的另一面是对细节、对每位学生个体的关注，对学生集体跨越千山万水共同学习经历的关注。而学生对项目和群体也具有极高的认同感。

我这个时时想当逃兵的人，后来终于因为有了正宗欧洲特使、德国同事Marcel的接手而得以卸任。

3.Where Is Struggling Emma? 艾玛挣扎到哪儿去了？

如果说欧洲联合硕士项目属于间歇性困难，开办WISE国际硕士就是场持久的磨难。(www.daowen.com)

2009年秋季项目第一次招到6名国际硕士生，由于规模太小不能单独开班，课程选择要和其他学术型硕士或留学准备课程项目搭车，加上学生背景参差不齐，给教学和学生的学习都造成很大困难。我不免要做很多沟通工作，而学校的规章制度和通知又没有英文版，还必须花时间给学生翻译。2010年招生人数增加了一倍多，学院配置了一名留学准备课程项目的秘书兼做国际项目秘书，我感到轻松了些。这名秘书英文名字是Emma，对学生非常友善，但因身兼两个项目的高强度工作，经常难以顾及国际硕士的管理需求，有时国际生来投诉，我只得从中调解。可是Emma的工作压力仍在不断增加，到了春季学期，第一批国际生即将毕业时，她日渐憔悴，终于在5月初提出了辞职，在工作交接中完成了第一批学生的毕业答辩和晚宴。此时，学生都对她依依不舍，晚宴成了对毕业生和她的告别会，Emma收到了一大堆礼物，礼物多到最后是国际生一起护送着帮她拿回家的。

Emma离职后，新聘的一名留学准备课程项目秘书又兼任了国际硕士教务，我惊喜地发现她的英文名也是Emma，开玩笑说这是跟国际硕士项目的缘分。新的Emma非常干练，办事迅速，我一度庆幸。期间，洪老师成为经济学院院长，两院尝试合作，将经院的国际项目也交由WISE统筹管理，以从两院整体上降低成本、提升效率。翌年，加上就要迎来第一次承办EGEI项目的秋季学期，我和Emma立刻感到了激增的压力。就在9月开学迎来了人数再次翻番的国际硕士生和EGEI项目30个学生的一周后，Emma请辞了。在告别晚餐上，她告诉我本来暑假去了趟西藏旅行，感到化解了生活和工作的压力，找回了平静，但开学后却因为一点小事突然失去平衡，就像最后一根稻草压垮了骆驼，冲动之下提出了离职。

我一边祝福Emma今后顺利，一边不得不应对着混乱不堪的局面。国际学生初来乍到，经常找不到北，急需各种辅助，欧洲合作者们也通过邮件、电话对EGEI学生在厦门学习、生活方面的诸多困难表示关切。我每天的状态是被各种意料中和意料外的问题找上门，能补救的补救，能沟通的沟通，实在不行就两个字——死扛。

熬过了一个月，学院新聘了一名秘书，我听闻她的英文名不是Emma，是Jenine，稍微松了口气，待第一次见面却难掩失望，撂下一句话就走了。我说：“天啊，你这么瘦，能坚持多久哇？！”此时考虑到实际工作量，学院分配Jenine主要负责国际项目和交流，使她可以全力以赴提升这方面的工作。但加班对于Jenine仍然是家常便饭，除了做国际项目和交流相关的教务，她也像其他行政人员一样经常被分配做国际会议的组织工作。我这个夜猫子有时晚上十一点离开办公室，总是看见Jenine仍在加班。要知道教师早晨没课不需到校，而行政人员早上要准时上班打卡。每当此时，我心里总是惴惴不安，担心天空中飘着稻草，哪一根不经意就降临到Jenine 身上……

没想到，这位出奇瘦小的Jenine也出奇能干，她拥有英国华威大学人力资源管理专业的硕士学位，英文水平很高，最后出色地坚持了下来。澳大利亚同事Brett接任国际硕士主管后，指导Jenine在暑假期间将以往零散的英文通知、信息、规定等搜集编纂成册，国际新生再入学时就有了一本详尽的指南，WISE的国际硕士项目终于稳步走入正轨。

一个夏夜，我在办公室里听见敲门声，一位红裙女郎翩然而至，居然是久违的第一位Emma，她此时面色红润、笑语如铃，告诉我她在福建省内其家乡某高校的管理部门任职。她说：“牛老师，你知道吗？我在新单位工作第一年就获得学校优秀员工的称号！”我怔了一秒，哈哈大笑，她也笑红了脸补充道：“多亏曾经在WISE的锻炼哟！”

4.Wolfgang Insists on the Stochastic Error 从偶然向必然的转化

尽管WISE初创时期困难重重，但仍然不断实现突破，稳步成长。许多看似偶然的机缘都促成WISE向更加国际化、高水平的教育研究机构转化。对许多国际合作者来说，虽然最初是偶然与WISE相遇，但很快就成了铁杆合伙人，不断推动和鞭策我们向上。这其中我必须提到德国洪堡大学统计学教授Wolfgang Haerdle和在他的推动下WISE与洪堡举办的中德联合博士项目。

我在柏林读经济管理硕士的最后一年，因为想修读一些统计学方面的课程为今后的博士学习打基础，曾蒙Haerdle教授关照，国际生办公室为我开了绿灯，在前一个学位还未完成时就把我注册到统计项目里。但我只修完了秋季三门统计课，在春季接到博科尼大学经济学博士项目的录取通知后，我便匆匆回国再次办理签证，结束了统计项目的学习。Haerdle教授得知后很生气，而我在得知教授很生气后才意识到自己这种利己主义行为欠妥，心里充满歉意。没想到条条航线通鹭岛，在我来到WISE后，发现Haerdle教授早已“捷足先登”，与WISE定期举办联合学术会议。

2009年夏天，Haerdle教授再次来WISE暑期学校授课，接风晚餐时气赳赳地质问洪老师，大意是：“说好的博士项目合作呢? 说好的配合呢？你们的人怎么不参与工作，让我们洪堡孤身作战啊？”原来，他有意与WISE进一步合作，依托双方研究团队开办统计、计量学方向的国际博士项目，并争取德意志研究基金会的支持。于是第二天，我得到洪老师的指示，参与撰写方案和申请。我绞尽脑汁，花了四天功夫，以我有限的理解草拟了联合博士培养计划，后来成了正式方案的一部分。

但从方案设想到项目的通过施行，道路崎岖，首次方案提交未获通过，一度搁浅。可是Haerdle教授没有放弃，有一次他告诉我，当他刚刚进入统计学研究领域时，华人统计学家还很少，但在如今的国际统计学界，华人统计学家占了半壁江山，如果他要找合作伙伴，怎能不放眼中国？而WISE就是他寻找到的最好的目标。

2011年秋季，Haerdle教授带着首次方案的评估报告，像发怒的鹰一样俯冲到厦门，对迎接他的每位同事都大加鞭挞，批评我们消极。WISE组织了当时所有计量统计学方向的同事与他座谈，商讨方案的改进。座谈中，在新加入的同事一一向Haerdle教授做了自我介绍后，他的目光慢慢变和缓，脸上的怒纹也开始向上弯曲，现出笑意。原来，新加盟的同事在研究背景和成果方面给了他很多惊喜，他立即着手将每一位同事的研究与已有方案进行衔接并做了补充。第二天恰逢中秋节，学院同事一起参加中秋宴，饭后举行厦门的中秋特色博饼活动，Haerdle教授也兴高采烈地参加了。每次轮到他掷骰子他都全神贯注，当骰子落下，如果没有中奖，他就跃跃欲试等待下一轮，一旦中奖，他会乐得手舞足蹈，并兴奋地把奖品分给临近的同事。作为统计学家，当然懂得结果的随机性，但他全然忘我地要在偶然中实现必然，就像对联合博士项目的执着一般。

Haerdle教授回到柏林，立即组织其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和WISE的同事们按研究方向和课题结成几个小组，对每个课题组的方案和联合指导博士生的相关计划都进行了推敲和改进。在柏林同事的传帮带之下，WISE的同事们也积极行动起来，终于在2012年秋季一举通过集体答辩，获得德意志研究基金会最高规格的国际合作支持，同时通过了中国教育部的联合审批。项目于2013年秋正式启动运转，现有博士生20名，双方即将联合招收第三届博士生，未来还期待从中产生经济学和统计学“双料博士”。

5.Women Intelligent in Statistics and Economics 经济学与统计学领域的知识女性

在WISE的时间久了，有些特点还得借局外人的眼光才能发现。2013年与丹麦奥胡斯大学在厦门联合举办学术会议，对方派来一行七人，六位男士和一位女士，女士名叫玛利亚娜。会议午饭安排了工作餐，我担心大家午后困倦撑不到会议茶歇时喝咖啡，就陪同她们一起前往学院的咖啡厅。玛利亚娜边喝咖啡边若有所思地说：“我喜欢WISE的氛围。”我笑着问：“是喜欢亚热带自然环境吧？”她说：“不，我指的是工作氛围，似乎是因为你们这里女性研究者多，我感觉很舒服。”我怔住了，的确，在参与会议主持和报告的14位WISE代表中，有八位经济学和统计学领域的女性，其中包括两名优秀的女博士生。在WISE的全职教师中女性也不少，约达40%。据美国经济学会统计，美国在2000-2010年培养的新晋博士中女性比例约33%，而美国经济学科教授中女性占比仅为20%，我想欧洲的状况应该和美国相似甚或比例更低。

这或许说明WISE在招聘过程中不存在性别歧视，经过若干年的聘任和人员更迭恰好形成了现在的局面。后来，我也慢慢体悟到，作为女性，在这样的氛围中不会因性别感到学术研究的孤单，再加上女同事之间的轻松交流和互相鼓励，也有助于我们在教学科研中克服困难，不断和WISE共同成长。

6.The Wakening Idea that Shines Ever 教育与学术的薪火相传

WISE的十年意味着什么？与之结缘的人们结的又是什么缘？

回国以后，经常发现过去不约而同到国外学习的同学、朋友也陆续回归，重新聚在北京、上海和东南沿海。这看似偶然的个体行为的相似性，体现的却是中国发展的大潮，而我们只是这股潮流中的一滴水。

来到WISE后，经常见到过去传闻中或书本中的人物来访，比如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推动中国经济学教育的普林斯顿教授邹至庄，他曾主导福特基金会资助的、引进美国师资培养全国优秀经济学研究生的福特班，福特班在我的母校中国人民大学开办了十年，最后一班学生比我高一届，洪老师也曾是厦大选派的福特班学生之一。经常来WISE讲学的萧政教授也曾作为青年教师参与20世纪80年代起在中国大陆开始的计量经济学普及。近些年他们仍身体力行，对WISE和其他一些大陆高校的经济学发展支持不辍。我在WISE不仅获得了与这些大师前辈近距离接触的机会，也有幸在邹老师的指导下做研究，向萧老师请教问题，耳濡目染了他们严谨、勤勉的治学风范。

在这个背景下，WISE最有趣的国际会议当属计量经济学方面的学术研讨会，因为总能聚集海内外几代知名计量学家，一些熟悉的姓名也从书本的定理检验中纷纷生动走来。而会议就像是学术意义上的奥林匹克，计量学家们在展示如何针对不同类型的经济问题分析推出“更快、更高、更强”的计量和检验方法。即便对我这个只关心应用的外行来说，也是一派精彩纷呈。而这些学者背后总是有着纵横交错的师承脉络与合作关系，呈现出一个研究领域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

当我们来到WISE置身教学科研之中，也不啻是交汇于中国发展大趋势中经济学教育和学术领域一代又一代人不懈的薪火相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