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对社会转型期多元利益诉求重视不足

重大工程决策屡遭群众抵制的原因，根源于我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期的发展阶段。这一时期，社会各阶层利益诉求及文化与消费诉求多元化。正在进行的经济体制转轨，使利益协调更加复杂化，政府公共服务与治理面临的任务十分艰巨。地方政府对这些社会转型期的特点、风险的认识与估计不足，以致对相关问题的研究和应对的重视与准备不足。在民众日益增长的各类需求中，重大项目、重大决策中尊重民众意见的参与权并充分吸收民众意见变得越来越重要，而众多项目的争议升级也直接与民意参与的缺位相关。

（2）对民意反应冷淡导致公信力不断流失

2013年1月24日，漳州古雷PX项目被环保部罚款叫停。相对于厦门、宁波等地PX项目的流产，漳州PX项目的夭折会让当地政府承受更多的损失。不过在当地居民看来，“只要结果未遂，就是胜利，这种‘胜利’本身的意义甚至超过被规避的安全隐患，因为民意是有力量的。”这一方面体现了政府部门对重大工程建设的规划能力有待提高，另一方面也表明群众对生活质量进一步提升的要求和环保意识的增强，特别是通过舆论维权的意识在苏醒。习惯性的对民意诉求的反应冷淡只会不断地导致政府公信力的流失，什邡钼铜项目引发的群体性事件给出了更为深刻的舆情警示。同样是可能危及群众生命安全的污染工业项目，2012年四川什邡钼铜项目的未遂则显示出互联网时代的后生可畏，学生们那句“我们可以牺牲，我们是90后”的时代强音经由互联网迅速传播，产生了强烈的反响，让地方政府倍感舆论的压力。网友在惊叹中重新诠释了“90后”和“国家脊梁”：站得起来，吼得出声，做得出手，担当得起。在年轻一代中维护政府公信已经越发需要坚持开明的姿态。

（3）基于政绩驱动的地方官员面子工程屡遭诟病

为提升城市形象，地方政府不惜重金打造城市形象或城市美化工程，但巨额财政投入和实际效果的差距常常让地方政府饱受“花架子”的诟病，南京“雨污分流”工程、武汉“别墅公厕”、广州4亿元天桥项目等概莫能外。“花架子”工程代表的是一些网民的意见，不少群众对于高水准的市政工程表示赞赏，正如有些武汉市民会感叹“别墅公厕”时尚、干净、方便，但有关部门如缺乏对民意的必要预估和应对预警，当负面舆情滋生时手足无措，就会让渡给网民更多曲解和发挥空间，扩散消极情绪，致使政府被动。如2012年6月广州市建委因未及时实质性回应媒体关切，使得“广州4亿元天桥项目缩水过半，400万建个雨篷”的说法深入人心。各地面子工程屡遭诟病反映出民众对官员政绩驱动型项目的反感和对项目缺乏透明度的质疑，同样是政绩工程，地方政府是否主动与公众沟通，则显示出程度迥异的舆论压力^[11]。

（4）舆情应对迟缓弱化官方话语权和权威

复古之风在一些地区悄然盛行，缺乏文化价值且造价高昂的复古、搬迁、重建项目常常陷入舆论的漩涡，虽然这些工程多以正常或象征性变通的方式上马，但每一次的舆论争锋都会让公权力略感风寒。2011年，郑州闹市“复原”商代古城墙，当地网民吐槽山寨的古城墙无疑像个“黄土堆”，与周围现代建筑和市民生活“不协调”，真心没有必要。南京“梧桐树”将搬家消息一出，拥有数百万“粉丝”的黄健翔在微博上号召“拯救南京梧桐树”，随着孟非、陆川、台湾国民党中常委邱毅等一批知名人士的加入，数万网民的热情一下子被点燃。此外，温州修复古城墙工程、南京大报恩寺重建工程均引起过不小的波澜。整体来看，地方政府在驾驭和应对舆情上相对迟缓乏力，体现为自觉意识不强、重视程度不够、介入向度单一、影响能力有限等，而这种状况如不及时得到改观，官方话语权和权威的丧失将是必然。(www.daowen.com)

（5）“维稳思维”成重大项目最不稳定因素

各种舆情热点背后，还存在地方政府执政团队主观方面的原因。政府决策前期民意调查与评估严重缺失，公共政策沟通协商的制度化平台缺位，仅仅依靠“环评”无法反映多方民意诉求，导致决策中遗留了不少社会风险隐患。一旦出现突发舆情，不少地方和部门常常陷入“被动”，往往是“临时抱佛脚”。从实际情况来看，传统的简单“维稳”思维，常常“治标不治本”，并凸显出僵化的弊端。对于不断有网民喊环保局长下河游泳的现象，大部分环保官员保持沉默或者拒绝，甚至有的回应明显带有推卸责任的意味，这非但没有平息舆论，反而让舆情发展一浪高过一浪。在面对重大项目引发的舆论海啸时，一些地方政府将控制与约束新闻媒体作为“维稳”的首要选择，低估民间舆论场中网民的舆论影响力，以致“维稳思维”成为重大项目最不稳定的舆情诱发因素。

（6）媒介素养和网络理政能力仍需整体提升

一些政府部门对于重大项目上马的民意反弹一直估计不足，习惯性地以地区经济发展作为借口漠视民意。但当下舆论环境已不同于以往，“打铁还需自身硬”，政府要求民众理性表达诉求，首先自身决策就必须做到科学、公开、透明。尤其是重大项目上马之前，务必从公众心理承受能力角度做好“舆评”测压与解压，以此化解舆情压力，提升政府形象与公信力，否则政府要承担的可能是来自于民众两三代人的敌视与对抗。不少地方政府也在舆情管理方面做了一些有效的探索，部分地区“网络问政”兴起，党政部门和主流媒体纷纷建立政务微博群，探索和建设更加畅通的政民互动渠道，把网上问题引入网下解决，促进科学决策，这些措施都已经取得初步成效，但整体来看，地方政府的媒介素养和网络理政能力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

（7）新媒体运用技巧匮乏常常招致被动

近年来互联网社交新媒体，尤其是智能手机、移动互联网的出现，使普通民众拥有了非常便捷的发声渠道，人人拥有“麦克风”。民众的群体信息互动和社会动员能力上升，突破了传统媒体和政府信息发布的壁垒，社会舆论格局逐渐为之改变，互联网舆论与主流媒体舆论形成互有交集的“两个舆论场”。民间舆论发酵与传播的速度、规模和力度都得到明显提升，使局部、个别、细小的问题能够在短时间内迅速发酵，变成影响全国、全行业的舆情风波，甚至传播到境外，成为国际话题。互联网深刻地影响着重大事件的走向，也深刻地改变着中国舆论的格局。在新媒体时代，特别是中央高层民意倾向持续坚定的基调下，媒体与网民之间的默契也在增强，意见倾向趋于相同，媒体舆论和民间舆论“合谋”倒逼公权力的态势和能量正在潜聚，这警示着政府部门必须转变执政观念、增强媒介素养，提高“舆评决策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