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心理的产生必定有其背后的社会根源，我们从经济、政治、政策、文化和传播方面来分析这种社会根源。

（1）经济基础：我国贫富差距明显，各阶层利益关系复杂化

随着我国经济市场化程度迅速提高和改革进一步深化，在经济增长的同时，社会分配不公平现象日益突出，贫富差距逐步拉大。基尼系数是国际上用来综合衡量居民内部收入分配差异状况的一个重要分析指标。根据2013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我国基尼系数已跨过国际上0.4的警戒线，达到了0.47。我国社会的贫富差距已经突破了合理的限度，收入分配严重不公。尽管各个部门统计的数据不尽相同，然而我国贫富差距明显已超过合理限度，基尼系数越过警戒线已是不争的事实。在贫富差距明显的形势下，我国各阶层利益关系更趋多样化、复杂化。特别是一些基层官员与群众的对立，成为社会敏感话题^[6]。

（2）政治原因：政府公信力下降成为舆论的导火索

公信力是政府的影响力与号召力。政府公信力是检验社会和谐程度、廉政水准、社会氛围的重要标尺，是社会文明进步的主要推动力，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基础，是政府治理社会的基本要求，是社会稳定与发展的前提条件。南京“限牌事件”中，尽管交管部门多次辟谣，甚至找到了谣言的“传播源头”，但谣言并未就此平息，甚至带来了南京车市的持续大热。按常理说，政府部门出面辟谣，公众应放宽心才是，但事实恰恰相反，公众宁愿相信传言却不信政府部门的声明。谣言久久不散，折射出政府公信力面临着现实的挑战和考验。谣言自古就有，“曾参杀人”“三人成虎”的成语典故可为佐证。而谣言辟而不止，给我们政府管理和社会治理敲响了警钟，政府绝不能因履行了“出面辟谣”义务就为此类事件画上句号，也不能因找到谣言的“出处源头”而罢手。政府公信力是社会信任的基石，实现科学有序的社会治理，当务之急是通过法治和规则增强政府公信力，让“权威声音”产生应有的舆论引领作用。“民无信不立”，政府更是如此。有舆情监测显示，对政府信任度降低，继而不相信代表政府发声的专家和媒体，已构成了社会上一堵亟待打通的“隔墙”。(www.daowen.com)

（3）文化背景：网民的年轻化与城市化

互联网作为新兴的媒体，应建设成为传播社会文化、弘扬社会公平的前沿阵地，应是社会思想文化的集散地，中国的网民也充分发挥了这一精神。我国网民主体为年龄在35岁以下的、有一定文化程度的、随时在关心社会发生的事件、表现欲望又非常强烈的年轻人。网络舆论的核心群体一般是中高收入的城市群体，他们对社会问题比较关注，常常能够积极主动地发表自己的观点。互联网网民相较于传统媒介更关注于“平民阶层”和“弱势群体”的利益，更加关注社会的公平、正义，一旦发现“平民阶层”或“弱势群体”的利益受到严重的侵害且得不到公正的解决时，就会自发地形成一种强大的舆论声势，去支援、去批判、去声讨。网络给社会大众提供了一个容量很大、限制较少的信息交流平台，让各群体之间更加了解，产生良性互动，有助于提高弱势群体的话语权。

（4）传播手段：传统媒体的控制性与网络媒体的开放性

高新科技的网络媒体与传统媒体相比具有全方位开放性的特质，譬如在网络论坛中，网民不受民族、国籍、性别与所受文化教育层次等因素限制，只要通过正式的网络注册，在论坛中就具有发言的权利，并且随着发帖数量的递增，系统会自动提升发言者的级别。另外，论坛中只有网管及分栏版主等管理人员，负责协调与处理有关论坛中的一应事务，对于帖子的审查一般还是持比较宽容的态度，发帖通过相对简单。而传统媒体控制性相对较强，一般实行编辑、审查、终审三级负责制，所采用的文稿除按国家规定对作者支付稿酬之外，文章本身一旦出现问题，其责任一般由报社或杂志社及作者两方共同承担，这是传统媒体与网络媒体最本质的区别。形成这种差异的根本原因在于稿件审查制度的不同以及发稿细节上的区别，网络媒体的写稿人居于主动地位，所以有相当大的发言权，更容易行使自己的监督权力；传统媒体的写稿人相对处于被动地位，稿子能否采用取决于稿件的内容、水平，以及各级编辑与编审的态度。这种差异促成了网络舆论的产生，及其对社会心理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