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冲突的根源在于利益冲突，利益冲突反映到心理上就是心理冲突，心理冲突反映到行动上就形成社会冲突。网络化带来了社会生活的巨大变化，大众的社会心理变化加快，社会心理的时空范围得到极大拓展。网络既能在虚拟空间给人以巨大的诱惑力，创造一种全新的生活体验，又能给人带来巨大的精神上的冲击，刺激公众盲目从众心理的产生与蔓延。近年来，舆情危机的常态化发展趋势源于社会转型期各种社会矛盾的出现，社会矛盾的暴露最先通过不良社会心态表现出来。

（1）非理性心态

《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理性平和”即保持清醒头脑、平和心态，用科学思维分析问题，按客观规律办事，不盲目冲动，不走极端。今天的社会生活中，“理性”正成为一个热词，如理性看待收入，理性面对社会不公，理性分析网络民意，理性选择专业、职业等。“理性”一词被高频率使用的背后意味着我们在不少问题上正走向非理性。非理性心态主要表现为人们不能按照事物发展的内在规律理性地去认识事物，在社会群体行为习惯的影响下，单纯根据自己感性认识做出决策，导致特定社会群体的投机行为。由于我国社会转型导致了利益格局的调整，引起了社会阶层结构的重组和变迁，社会客观状况的变化必然反映到社会心理层面，在这种情况下负面或突发性事件更容易吸引民众注意和热议，激发非理性情绪的滋生和非理性舆情的出现。过去，民众的舆情表达仅仅局限于报纸、杂志、图书、电视等传统媒体，一些社会舆情常以民谣、顺口溜等形式流传，作为民众情绪发泄的一种方式，一般不会对社会秩序造成太大影响。但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网络给舆情表达和舆情汇集提供了一个非常便捷的平台，社会舆情越来越多地以网络舆情的形式表现出来，而非理性情绪具有较强的传染性，就像社会心理学所讲的“剧场效应”，剧场中如果前排座的人站起来，那么后一排的人也会紧跟着站起来，最后全剧场的人都跟着站起来，大家都被迅速的裹挟其中。比如2014年3月三峡工程人事变动而引起的“腐败风波”，短短三天时间引发网民的广泛关注，是近几年来在比较短的时间内社会舆情反应鼎沸的危机事件之一。由于互联网的匿名环境以及网民阅历、思想认识水平的局限性，面对一些热点事件时，很难在短时间内理清事件背后复杂的社会和心理动因，使得非理性和过于主观的声音容易占据上风，网络舆情危机不断上升。

（2）群体性怨恨心态

如果民众对自己所处的现状感到不满意，他们在网上进行表达后，具有相似感受的人就会产生相似的想法和情绪，逐渐形成群体的极化，表现出共同的反应。群体性怨恨情绪的产生是“贫富冲突”和“官民冲突”的成因，社会的转型、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让中国人民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也让中国社会对“富者”的心态经历了从“羡慕”到“嫉妒”到“恨”的转变过程。中国实行的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在这样的社会制度下，由于个人能力、受教育程度、机遇、经济基础等差异，经济上的收入存在差距是必然的，但有相当一部分人通过社会制度的漏洞发了“黑心财”而走上了富裕之路，这使得大多数处于中等以下阶层的老百姓逐渐产生公平失衡、相对剥夺感。杭州飙车案、宝马撞人案等舆情危机事件均引起网民的声讨，原本普通的交通事故为什么会如此吸引人们的眼球，并引发严重的社会治安事件的发生？原因就是撞人的是宝马车和奥迪车，在公众的心目中，宝马车是财富的象征，奥迪车是权力的化身，而行人是普通老百姓，豪车撞人便被赋意为财富阶层和权力阶层对普通百姓的侵犯，于是，“富二代”“官二代”开始在网上蹿红。在二代标签的背后折射出社会存在的不公，折射出一些既得利益阶层通过裙带、血缘组织起来的权力关系网，使自己的子女走捷径快速抢占社会最优质的资源，使得原本正常流动的社会资源与机会出现了集中的趋势。群体性怨恨的产生还基于“官民冲突”的反应。一部分人的腐败和非法致富加剧了公众的不公平感，一些干部贪污腐败、徇私枉法，一些不法商人偷税、漏税、非法暴富，伴随着这些现象的出现，使得民众对其产生仇恨心理，这种不平衡心态一旦受到某些突发事件的刺激，会发生失去理智性的集体行为。近年来涉及各种化工项目的大规模群体性事件频发，其发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从社会心态的角度来看，心态失衡、恨腐仇官等不良情绪得不到及时宣泄是其共同的原因。(www.daowen.com)

（3）焦虑心态

随着互联网的不断普及，人们有着比原来更加广泛的信息获取渠道，但大家的焦虑程度也普遍上升了。焦虑心态的产生一方面源于社会竞争压力过大引发的群体性焦虑，市场经济最大的特点是竞争，竞争带来了外来压力和内心的压力，比如学生考试拼分数，学者治学评职称，商人经营算营利，政界官员比晋升。而且，激烈的竞争在时间上不断向两端延伸：不仅有高考、中考，甚至小学和幼儿园都要择校，人们长期处于高度竞争状态之下，身心都要承受巨大的压力。适当的压力是人前进的动力，但是，如果压力过多过度过重，并不断增加和积累，就会损害身心健康，弥漫为群体性焦虑。另一方面，民生问题突出也会引发人们的焦虑情绪。在温饱需求获得满足之后，安全保障需求便日益突出。当代社会，虽然人们收入快速增长，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然而人们抵御风险的能力却在降低，同时，人们遭遇风险的可能性却大大增加。目前，人们的不安全感主要源于以下几方面：一是社会风气败坏，公众道德水准下降，使人们产生强烈的安全无保障的感觉。近年来，高楼玻璃幕墙坠落，大桥出现坍塌，食品安全事故频出，更让民众对潜在的噩运心怀恐惧，安全感大幅降低；二是社会生活保障体系不健全。体制转型过程中，国家和企业无力将人们的生老病死一包到底，发展社会保障体系已成为必然趋势，而由于种种原因目前社会保障严重滞后，致使低收入阶层对自己能否获得基本生存保障产生某种心理恐惧；三是社会治安恶化。社会犯罪率上升、地方恶势力的出现以及执法机构徇私枉法，甚至出现警匪勾结等情况，都已引起人们对公共安全保障的深切忧虑和不满；四是对食品安全的担忧。不断发生的食品、药品安全事件使得民众长期处于焦虑状态。网络上爆出的双汇“瘦肉精”事件、上海“染色馒头”事件、“地沟油”事件、“问题疫苗”事件都印证了人们对食品、药品的安全担忧。

（4）质疑心态

网络舆情危机事件的本质是本应享受到相应的权力和权利的民众处于“权利匮乏”的尴尬境地。当前中国社会民众对权威公权力部门的合法性、公正性缺乏一致的社会认同，在很多事情上都有强烈的福利受损感、社会不公平感和对公权力的质疑，而相关政府部门信息发布的不及时、措辞的不恰当更降低了这种信任度，特别是个别部门为了自身利益，隐瞒事实真相，发布虚假信息，使政府公信力进一步下降。多地出现的PX项目舆情事件的处理中，政府部门表现出来的敷衍推诿的态度加大了民众对公权力部门为解决事件所给出的解释和结论的质疑。质疑权威心态的危害性在于，在拒绝权威部门舆论引导和社会动员的同时，却对谣言、流言等虚假信息敞开了大门。当各种负面信息暴增后，受此误导煽动的网民的不满情绪也会急剧增长，致使政府公信力严重降低，对政府后续工作也带来极大的困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