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地区从古至今都有着重要的战略意义，古代中国作为东亚的中心，引领了整个东亚文明的发展，推动了人类文明的进程。而当今世界，东亚地区人口总数超20亿，约占整个世界人口的1/3。区域内资源丰富，经济发展迅猛，世界第二大和第三大经济体均位于东亚地区。但也因为区域内国家数量较多，区域内部的领土争端、国家内部的政治转型压力、宗教与民族问题、跨国的犯罪问题等都加剧了区域内的安全风险。此外，美国、欧盟近年来都有向东亚地区推行其战略企图的表现，如欧盟的“亚欧新关系”、日欧EPA，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等。大国的战略企图在增加东亚区域发展机遇的同时，也在增加区域内部的不安定因素。因此，笔者将从传统安全风险和非传统安全风险两个层面来分析东亚区域内部现存的安全风险。

领土问题作为一国的主权基础所在，一直是牵动国家间关系的敏感点。例如，日本与韩国的独岛问题、马来西亚与印度尼西亚之间的利吉丹岛与西巴丹岛之争、马来西亚与新加坡之间的白礁之争等。这些领土争端不仅是东亚区域合作的阻碍，更是“一带一路”倡议在提供区域安全类公共产品时的主要绊脚石。

在领土争端之外，东南亚国家内部的政治复杂性也是“一带一路”倡议提供区域安全类公共产品的阻力。大约从20世纪80年代起，东南亚国家陆续开始进行民主化转型。但是由于经济、社会状况的多元性，各国政治转型的结果也各不相同，比如，新加坡和马来西亚被认为比较顺利地实现了由监管式民主向协商式民主的转移；印度尼西亚和柬埔寨实现了向民主政治的过渡；缅甸、泰国和菲律宾的政治秩序则时有反复。⁽²⁷⁾而这样的政治秩序失衡已经对东亚区域合作产生了冲击，如2013年时李克强总理出访泰国，与时任泰国总理的英拉共同发表《中泰关系发展远景规划》，以泰国农产品抵偿对泰国的铁路基础设施的援建，此举被媒体称为“大米换高铁。”但是，后因英拉下台，项目立刻进入搁置状态。而新政府上台后，又引入日本企业同中国竞争，并最终因为政治原因使得中泰合作流产。

当前，核武器已经基本作为一种威慑力量而非直接使用的军事手段存在。根据《核不扩散条约》的规定，中国目前是东亚地区内部唯一的核武器合法拥有国。但是，近年来不仅朝鲜积极投身于核武器的开发，多次进行导弹试验，而且美国也积极介入东亚地区的核安全体系之中。无论是导弹还是反导系统，一旦真正启动都将对地缘国家产生冲击，也宛如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始终悬在东亚上空，对整个区域安全造成巨大威胁。

此外，外部势力的介入也是东亚区域合作的掣肘之一。美国自奥巴马上台以来已显现出亚太战略的回归趋势，试图以TPP为跳板实现“亚太再平衡”。而特朗普上台后虽然选择退出TPP，但是，推进亚太战略的势头依然丝毫不减。2018年8月，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更是直接宣布，美国将斥资1.13亿美元在印太地区展开投资项目，且将会不断增加投资力度。⁽²⁸⁾美国的战略无疑将对东亚区域内部形成合作产生负面效果，也会对“一带一路”区域安全类公共产品的提供产生冲击。

相对于传统安全风险涉及国家层面，非传统安全风险则更多直接冲击非国家行为体，乃至个人，且更容易造成负面影响。(www.daowen.com)

安全问题首先应当关注人的最基本的生存安全问题。东亚区域内虽然经济增长较快，但却有整体经济落后、急需稳定发展的问题。国家要发展的首要基础是粮食问题的解决，对于部分国家而言，粮食安全形势并不乐观。仅以老挝为例，有学者研究发现，尽管老挝70%的人口在从事农业生产，但是农业生产占GDP的比重是23.2%，对GDP的贡献率是0.7%。⁽²⁹⁾即使在中国，同样存在粮食安全的问题。中国是粮食的生产大国，但作为人口大国，同样也是粮食的消耗大国。此外，中国耕地上存在的土地污染、水土流失等问题也在威胁着中国的粮食安全。不仅如此，由于东亚地区历史上曾长期处于战争的争夺地带，至今仍有不少战争遗留爆炸物深埋于土壤之中。根据国际红十字会的调查，每年各国都有大量平民因“战争遗留爆炸物”而死亡或受伤，老挝、缅甸等国更是战争遗留爆炸物的重点清理地区，以每年清除5万枚爆炸物的速度来计算，至少也要180年才能清理完毕。⁽³⁰⁾

同时，东亚区域内的宗教和民族问题也是区域安全合作的潜在威胁之一。从总体上看东亚区域内各国基本都兼具着宗教、民族多元化的特征，比如，印度尼西亚有300多个民族、缅甸有135个民族、越南有54个民族、泰国有30多个民族等，宗教文明方面也是中华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等多重文明交织。尽管从总体上看，东亚区域内的民族、宗教具有包容性，但是也不乏一些民族、宗教的冲突对区域安全产生影响。而在东南亚国家民主化进程中，为更好获取民意支持，政府也直接公开支持各种宗教，使得各种宗教观点进入政权之中，加剧了政治的不稳定性。例如，2019年4月份发生的斯里兰卡恐怖袭击更是被称为世界已步入“恐怖主义3.0时代”。⁽³¹⁾

此外，环境问题的跨空间性也使其成为东亚区域内部的非传统安全风险之一。有学者研究发现，东亚海域浮油污染问题严重，日本海的污染程度是未受污染海域的两倍，韩国附近海域的污染是其他海域的三倍。⁽³²⁾日韩作为资源匮乏的国家，对于石油的需求量巨大，且往往通过马六甲海峡—南海的海上运输渠道，一旦泄露不仅对输入国造成巨大损失，对沿线国家也产生恶劣影响。大气污染问题同样影响东亚区域内国家间关系，韩国环境部于2019年1月份再度声明，受北半球季风影响，韩国大气污染主要源于中国。⁽³³⁾

跨国有组织犯罪也是东亚区域内面临的非传统安全风险之一，并且伴随着区域联系的紧密，跨国有组织犯罪的领域也逐渐从洗钱、走私、贩毒等发展到贩卖人口、抢劫、商业贿赂、恐怖主义活动等。⁽³⁴⁾东亚区域内的跨国有组织犯罪行为以毒品贩卖、走私、人口贩卖为主，例如，缅甸、泰国和老挝交界处的“金三角”作为当今世界三大产毒区之一，每年都要破获大量的跨国跨境贩毒案件，且跨国、跨境贩毒势力已经严重威胁到中国的公共秩序。根据云南省《禁毒工作白皮书》显示，2016年1月—2018年10月不到3年间，云南省法院一审新收毒品犯罪案件共计19 177件，占全部刑事案件中的20.15%左右。2017年立案同比增长7.92%，截至2018年9月立案同比增长8.79%，毒品犯罪态势居高不下。⁽³⁵⁾

因此，总体而言，东亚区域内部原本的历史因素是造成其领土争端、国家内部政局不稳等传统安全风险与民族、宗教冲突、国民基本生存安全等非传统安全风险的重要原因，这些风险伴随着美国、欧盟等大国力量在局部地区的投射而被进一步放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