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推进由来已久，早在20世纪80年代日本首相大平正芳和澳大利亚总理弗雷泽就发起了“太平洋经济合作理事会”，并于1989年成为亚洲太平洋经济合作组织（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APEC）。尽管东盟中仍有部分国家不属于APEC成员，APEC成员国也不只是东亚国家，还包含诸如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太平洋沿岸国家。但是，APEC中包含东盟秘书处作为观察员国，也包含中日韩三个主要东亚国家，成为最早的东亚区域经济合作平台。

而具体到区域内的密切经济合作，日本是先行者。从1958年开始，日本就积极向除中朝以外的东亚各国提供多类公共产品。而到70年代以后，中日关系缓和，日本又开始积极向中国提供公共产品。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经济逐渐崛起，在东亚地区话语权提升，也开始积极参与到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中。

对于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中区域安全类公共产品的提供，首先一定存在一个或多个主导国在其中发挥作用。当前学界普遍认为即使是RCEP主张在东盟的主导下展开合作，究其根本也是中日之间的合作。⁽¹⁷⁾而在东亚区域安全公共产品的提供中，必然是以中日的某一方为主导。虽然中日两国当前各有优势，但是笔者认为还应在共建“一带一路”的框架下展开，具体原因分析如下。

日本向东亚的区域公共产品供给在20世纪50—60年代主要是以战争赔偿的政府援助形式展开。到20世纪70年代后，日本通过“东亚雁行发展模式”向东亚地区提供公共产品，其基本形态是以日本为“领头雁”“亚洲四小龙”居后，东盟诸国位于“雁阵尾”的东亚分工体系。长期以来，日本以ODA的形式提供区域性公共产品很大程度上是日本在国家建设、社会治理、经济发展中的成功经验的外化。⁽¹⁸⁾到2015年，日本认为要借助“高质量基础设施合作伙伴关系”，推进日本与东亚区域各国之间的合作。虽然讲“合作”，但其本质仍然是以增强日本在海外投资的竞争能力建设和构筑良好的外部投资环境为目的。⁽¹⁹⁾因此，从区域公共产品的供给角度来说，日本基本采取区域大国单独供给模式，政治目的占据的比重更大。

而“一带一路”倡议是由中国首度提出的，2013年9月7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哈萨克斯坦作题为《弘扬人民友谊　共创美好未来》的演讲，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一个月后，又在印度尼西亚发表《携手建设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重要演讲，提出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合起来简称“一带一路”倡议。⁽²⁰⁾“一带一路”倡议从提出之始就强调“共建”两字，而在2019年4月27日的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圆桌峰会联合公报中，又再度重申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重要性。⁽²¹⁾而“一带一路”在区域公共产品的提供过程中也基本遵循了各国协商的原则，更趋向于联合供给模式。

而对于区域内各国的投资合作数据来看，也能更进一步地说明这一点。中国近年来对于柬埔寨、印度尼西亚、老挝、马来西亚、缅甸、新加坡、泰国、越南等均有投资。而日本则集中于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越南。究其原因，除新加坡自身经济较为发达外，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国都是东盟国家中的资源富集者。日本本土资源匮乏，因而在对外投资、援助上往往也是围绕资源较为富集的国家展开，从而为其本土经济发展提供保障，目的性很明确。

而区域公共产品供给过程中单独供给模式更类似于全球性公共产品的“霸权供给”，不仅使东盟国家会成为长期的“搭便车”者，也会使得日本自身供给意愿下降。⁽²²⁾(www.daowen.com)

在区域性安全公共产品提供的过程中，不同于一般性的公共产品提供，对于主导国还有特殊性要求。孙云飞认为这种特殊性要求不仅是对国家硬权力的衡量，还应包含国家在国际体系中的影响力。⁽²³⁾因而，本章也从硬权力和软权力两个方面来考量中日在东亚区域安全公共产品提供过程中的合适性。

一方面，基于硬权力角度。一个国家要成为区域安全类公共产品提供的主导国至少应该满足以下两个条件：第一，国家首先要具备保障自身安全的能力；第二，国家要具备在地区内通过强大军事资源保护区域内集体安全的能力。就日本来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国际社会为阻止日本再次发动战争，通过《和平宪法》使日本放弃了建立军队与发动战争的权力，只允许日本存在一些自卫力量。近年来，日本的防卫力量虽获得较大的扩展，但仍然有限，且其军事力量的获得存在法理上的缺陷。而日本当前的又一防卫基本政策是遵守“无核三原则”，即“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而根据《核不扩散条约》，中国、美国、俄罗斯、英国、法国五个国家为合法的“核武器国家”，其他国家均为“无核武器国家”，日本也于1970年2月签署该条约，1976年6月国内批准生效。因此，从硬权力角度来讲，中国更合适成为东亚区域安全类公共产品提供的主导国。

另一方面，基于软权力角度。约瑟夫·奈将“软权力”定义为关于文化、意识形态和制度等领域概念。从文化领域而言，日本学者也承认“东亚文化自古以来就是以中国为中心。”⁽²⁴⁾而“一带一路”更是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张骞出使西域、郑和下西洋等都将中国的和平、友谊、互助等观念传播到沿线国家。而中国作为联合国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本身就具备一定的权威性。⁽²⁵⁾

日美同盟是日本外交的基石，日本必然会时刻关注美国的态度。当前包含东亚区域合作的机制主要是CPTPP和RCEP，而日本对CPTPP的前身TPP的态度就能力证这一点。有日本学者从当时日本是否应该加入TPP的民调出发，发现关于“TPP对日本经济的影响”，认为好的占35%，不好的占37%。“对日本农业的影响”，认为好的占20%，坏的占60%。关于“是否对日本的外交谈判能力有信心”，回答有的占18%，回答没有的占78%。但尽管如此，回答赞成者44%，反对者37%。最终安倍宣布参与TPP谈判时，民调支持者为53%，反对者为23%。从而说明日本在加入TPP时的“政治优先”考量。⁽²⁶⁾

尽管特朗普上台后的美国选择退出TPP，但这不意味着美国放弃了日美同盟关系。2017年1月，特朗普就任总统，同年2月安倍首相就率先访问了美国并开始了日美首脑会谈，两国首脑就进一步强化日美同盟及经济关系达成一致意愿并发表了共同声明。2017年11月，特朗普总统在就任后的亚洲访问中首先访问了日本，双方确认了日美同盟的基础不会动摇，并就共同推进“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达成一致。

区域主义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对区域内部的稳定和对区域外部的排他性。日本追随美国，而美国也积极插足东亚地区的热点问题，例如，在南海问题、钓鱼岛问题上，美国都在未与中国沟通的时候就积极介入。这样的行为意味着，日本在成为东亚区域安全类公共产品提供的主导国的同时，也会成为美国介入东亚事务的更有力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