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理论上讲，公共产品包括国内公共产品、区域公共产品、区域间公共产品和全球公共产品四种基本形式。⁽¹⁾作为新功能主义的理论核心，溢出效应理论为解释区域性公共产品的分类问题提供了有力的观察视角。从区域间主义和公共产品的视角来看，溢出效应的程度取决于某一公共产品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对区域以外的行为体产生影响，以及这种影响相较于其内生性作用而言占有多大的比重，因此，可以成为衡量全球性公共产品和区域性公共产品的标尺。

根据溢出效应的覆盖范围，有学者将区域性公共产品分为两个层次：一是辐射区域内所有国家；二是跨越特定区域内若干国家。后者又可分为国家、次区域乃至区域合作组织等层次。⁽²⁾据此，可以将其分为区域性公共产品和区域间公共产品。对区域性公共产品而言，合作的成果表现为集中在某一特定区域，溢出效应在这一特定区域内发生，且溢出往往从某一个领域开始并逐渐外溢到其他领域；而区域间公共产品同样是两个地区间协调一致、合作互利的结果，但其具有跨区域的性质，往往能够覆盖两个行为体所能辐射到的全区域，这种溢出效应在两个区域都会发生，且其效力和效果在两个区域间往往是不等价的。然而，两个层次间的区分是极其细微的，有时也难以完全辨认，因此，学者们往往不加以特殊区分，而将二者统称为区域性公共产品。

值得注意的是，溢出效应理论提示我们，区域性公共产品与区域间公共产品不受区分的一个重要原因正在于后者存在的条件性——对于两个相对独立的区域主体而言，只有当某一行为同时作用于这两个区域，并产生联动反应时，才会产生跨区域的效应。而由于区域主义理论下对区域范围界定本身的模糊性，区域间公共产品所讨论的区域主体是不易被辨认和划分的，它有时可以大到一个洲甚至是半球，有时又可以小到一个省市或者县区。地理辐射范围是识别公共产品的溢出效应覆盖范围最为直观的标志，以中欧合作中的铁路基础设施为例，包含“三条通道”“五个口岸”的中欧班列跨越中欧多地，具有明显的区域间效应，属于区域间公共产品。而作为中国在欧洲参与建设的第一个铁路项目，全长350公里的匈塞铁路覆盖匈塞两国，同样具有跨区域性质，然而受制于讨论的区域主体是中欧两地，而非匈塞两国，其应当被归类为区域性公共产品。

除此之外，还有一种公众产品，其溢出效应范围甚至覆盖到两大区域主体之外，主要在区域以外的第三方产生巨大效应，而这种效应又达不到全球性公共产品的影响力，其同样是中欧合作中产生的重要公共产品。据此，可以将在中欧合作中产生的公共产品划分为供给单方市场的区域性公共产品、供给双方市场的区域间公共产品和供给第三方市场的区域间公共产品（见表6-1）。

表6-1　中欧合作中区域性公共产品的分类(www.daowen.com)

资料来源：根据黄河：《公共产品视角下的“一带一路”》，《世界经济与政治》2015年第6期，第142页的分类方法修改而成。

通常认为，区域性公共产品包括安全类公共产品、机制类公共产品、基础设施类公共产品、市场开放与贸易秩序类公共产品、发展援助类公共产品和金融类公共产品六大类别。其中，基础设施公共产品无疑是最常见的跨区域合作成果。有学者指出，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性正在于这种投资能够产生可预测的长期收入，对一国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同时有助于教育、健康、卫生等基本人权的维护。⁽³⁾作为“一带一路”倡议的基石，从广义上来说，基础设施建设包括道路系统、水利系统、电力传输和通信线路等多种形式，通常由政府机构和政府监管下的私人企业共同提供。⁽⁴⁾具体而言，根据1994年世界银行的划分标准，基础设施可以分为包括铁路、隧道、运河、桥梁、港口等在内的经济基础设施和包括医疗卫生、文化体育、教育科技等在内的社会基础设施，⁽⁵⁾其中，对前者的探讨更为常见。

随着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和欧盟“欧亚互联互通战略”的相继提出和稳步推进，基础设施建设领域的合作成为了中欧合作的重要基础。“一带一路”是中国参与全球治理、彰显大国责任而提供的最为重要的公共产品。有学者指出，当前全球公共产品的供给严重滞后于不断增加的国际需求，国际社会存在严重的“治理赤字”，这直接反映了全球公共产品供给的不足和国际需求的不足。全球公共产品缺口与供给侧不足有关，表现为供给不足、供给失衡、过度使用和破坏、利用不足等现象，正是这些不足和差距为中国创造性地承担大国责任提供了空间。⁽⁶⁾截至2019年4月，中国已与俄罗斯、奥地利、希腊、波兰等26个欧洲国家签订了共建“一带一路”的合作文件。⁽⁷⁾“一带一路”互联互通的合作显然为中欧合作提供了更深层次的历史发展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