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中国的高储蓄率现象一直都是学界关注的焦点。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我国出口急剧下降，给宏观经济带来巨大冲击，在这个时候，探究储蓄率不断攀升的根源，以及如何通过降低储蓄率来促进消费、扩大内需进而维持经济增长水平，显得迫在眉睫。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课题组1999年的测算，中国1978年以来的国民储蓄率比发达国家高10多个百分点；武剑计算的1978—1997年平均国内储蓄率为37.1%，在1993年之后更是稳定在40%左右；克雷（Kraay）指出，1978—1995年中国国民储蓄率为37%左右，而国外平均储蓄率只有近21%；高路易（Kuijs）发现，2003年中国的总储蓄率，比2002年美国、法国、日本和韩国分别高28.2%、21.8%、17%和11.5%。任若恩、覃筱认为，中国与美国储蓄率高达30%的差距是由对储蓄和收入的统计口径不同造成的。即便如此，经过一些可比性调整之后，中国1992—2001年的平均储蓄率仍高达22.69%，与美国同期平均储蓄率的差异虽没有达到其他文献估计的40%左右，却也达到了15.87%。显然，中国储蓄率高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一些文献从经济增长、经济发展阶段、经济周期、收入分配、人口结构、制度因素以及不确定性引发的预防性储蓄动机等角度，探求造成中国与其他国家储蓄率差异的根源。

第一种是基于传统储蓄理论的解释。凯恩斯理论认为，储蓄率的高低取决于可支配收入和边际储蓄倾向的大小，即，其中S为储蓄，s为边际储蓄倾向，Y为收入。而生命周期理论认为，如果可支配收入以相对稳定的速度增长，则储蓄率的高低由可支配收入增长的速度决定，即，其中s0应该接近零，s大于零，g为可支配收入增长率，e为随机干扰项。莫迪利安尼和曹实（Modigliani ＆ Cao）利用1953—2000年的数据，验证得出了家庭储蓄率与经济增长率、人口负担系数和通货膨胀率正相关的结论。陈利平认为，在引入理性消费攀比之后，由于当期消费和未来消费的边际效用同时提高，高储蓄率可以导致高增长，高增长率也可以导致高储蓄率。王弟海和龚六堂证明，中国目前的高储蓄率主要由高经济增长率、高资本产出弹性、高主观贴现率以及短视性预期造成。

第二种是基于人口结构的解释。从人口年龄结构来看，如果劳动力人口增长速度超过总人口增长速度，由于存在“人口红利”，当期劳动人口比重上升导致总收入上升，进而提高储蓄率；同时由于我国养老保障体制还不完善，青年人口出于养老目的，将提高边际储蓄倾向，降低边际消费倾向，进而使储蓄率上升。堀冈佑二和万俊敏（Horioka ＆ Wan）在生命周期理论的基础上，利用1995—2004年的中国分省数据研究发现，中国的高储蓄率与年龄结构，特别是少儿抚养率以及实际利率、过去的储蓄率高度相关。从人口的性别结构来看，魏尚进和张小波利用1975—2005年的数据发现，我国储蓄率变动与滞后20年的性别比例变动趋势非常相似，省级数据的回归结果表明，性别比在解释储蓄率时高度显著，符号为正，而且农村数据回归系数显著大于城市数据的回归系数。

第三种是基于制度因素的解释，特别是在制度变迁过程中，人们的预防性动机往往会带来较高的储蓄率。大多数学者认为，社会保障制度、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和失业保险制度的建立，能够降低未来收入和支出的不确定性，从而降低储蓄率；如果这些制度不够完善，则预防性动机会使居民增加储蓄。张明对国外相关的研究进行了综述。在国内研究方面，宋诤认为，居民收入的不确定性显著增加，造成了中国的高储蓄率现象。谢平、施建淮和朱海亭以及何立新等通过实证分析发现，养老保险体制改革和养老金财富显著影响家庭储蓄率。

本文从公共财政角度对我国2000年以来储蓄率的上升进行分析。笔者将国有企业从“企业部门”中分离出来，与“政府部门”合并为“公共部门”，其储蓄率称为“公共部门储蓄率”；并将非国有企业与居民合并为“私人部门”，其储蓄率称为“私人部门储蓄率”。结合我国经济转型过程中的特点，本文提出高储蓄率的公共财政假说，并分析国有企业绩效、公共部门储蓄、公共支出和私人储蓄的传导机制，认为我国较高的储蓄率变动主要受政府行为影响，最后用1996—2006年30个省的面板数据检验上述假说。

二、典型化事实

国民储蓄率可按部门分为政府储蓄率、企业储蓄率和居民储蓄率，也可分为公共储蓄率和私人储蓄率。由于数据方面的问题，早期的研究通常将政府部门储蓄率定义为政府储蓄与GDP的比值，政府储蓄为经常性收入与经常性支出的差额。由于政府收入中没有包括预算外收入，而经常性支出中包括投资性支出，因此这种计算方法容易低估政府储蓄。何新华和曹永福、高路易、李扬和殷剑峰则使用资金流量表来估计各部门的储蓄率。在资金流量表中，政府收入包括预算内收入和预算外收入，政府部门的最终消费为“政府部门为全社会提供的公共服务的消费支出和免费或以较低的价格向居民住户提供的货物和服务的净支出，前者等于政府服务的产出价值减去政府单位所获得的经营收入的价值，后者等于政府部门免费或以较低价格向居民住户提供的货物和服务的市场价值减去向住户收取的价值”。政府储蓄主要有两种用途：资本转移和政府投资。

图4.1为1992—2007年国民储蓄率分解的居民、政府和企业储蓄率。1992—2007年我国储蓄率有以下两个特点。

图4.1　1992—2007年国民储蓄率分解：居民、政府和企业的储蓄率

注：国民储蓄率=（国民可支配收入-社会消费总额）/国民可支配收入，居民、政府和企业储蓄率为相应的可支配收入减去其最终消费额后，再除以国民可支配收入；企业没有最终消费。
数据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相关年度各版的现金流量表。

一是国民储蓄率、居民储蓄率、企业储蓄率和政府储蓄率的平均值分别为42.48%、19.69%、16.13%和6.66%，而标准差分别为3.79%、1.8%、2.42%和1.64%。居民储蓄率虽然占国民储蓄率的一半左右，但是其大小比较稳定，标准差也低于国民储蓄率和企业部门储蓄率。1992—2000年居民储蓄率一度从21.08%下降到16.5%，这期间国民储蓄率都维持在40%左右，最大偏差只有2.7个百分点。2000年之后，居民储蓄率才回升到2007年的21.82%，上升了5.3个百分点，而这期间国民储蓄率则从38.5%上升到50.88%，上升了12.4个百分点。

二是在2000年之前，我国政府储蓄率和企业储蓄率都相对比较稳定，分别维持在5.5%和14.8%左右；而2000—2007年，政府储蓄率从6.4%上升到10.6%，企业储蓄率从15.6%上升到18.4%。如果仅仅关注居民储蓄率，我们无法完全解释国民储蓄率的变动现象。高路易认为，企业储蓄率上升是因为企业的盈利能力增强，而政府储蓄率上升是由于政府通过资本转移支持国有企业发展。从收入分配的角度分析，李扬和殷剑峰认为，2000年之后的储蓄率大幅上升主要是由政府部门的储蓄率上升推动的。与高路易不同的是，他们认为，企业部门储蓄率的上升是由于其长期较低的工资成本和利息成本，而不是企业盈利能力增强；政府部门储蓄率的上升则是由于政府对国有企业的直接投资而非资本转移。这些分析都是从储蓄率的部门结构角度分析的，但是没有对企业部门和政府部门的关系进行考究，忽略了国有企业在储蓄率变动中扮演的独特角色。

虽然经历了1983年和1984年的两次利改税，以及1994年财政改革之后彻底的税利分流，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的财务独立性已经大大加强，但是国家的社会管理者职能与国有资产所有者职能的分离，只是规范了政府与国有企业的利润分配关系，其公共部门的关系并没有发生实质性改变。国有企业为政府提供了高额的税收，2003—2007年，全国国有企业五年共上缴税金5.97万亿元，2007年全国国有企业实际上缴税金更是高达1.57万亿元，约占当年财政收入的30.6%。1995—2007年全国国有企业资产总额平均为每年GDP的1.51倍，最高时达1.67倍，最低时也有1.31倍。

本文将国民储蓄率分解为公共储蓄率和私人储蓄率。在计算“公共部门储蓄率”和“私人部门储蓄率”的时候，本文利用1992—2007年各年的国有企业利润进行调整，即公共部门可支配收入=政府部门可支配收入+国有企业利润，私人部门可支配收入=企业可支配收入+居民可支配收入-国有企业利润；由于企业没有最终消费，因此不需要进行调整，即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的最终消费分别等于政府最终消费和居民最终消费。储蓄率的计算方法与上面相似，图4.2为计算结果。另外，本文的公共支出指中央和地方的文教支出、科学卫生支出、社会保障支出和行政管理费支出，财政总收入指财政收入和预算外收入之和。

图4.2　1992—2007年国民储蓄率、公共部门储蓄率和私人部门储蓄率

注：为了方便比较，图4.3、图4.4、图4.5、图4.6都对相关数据进行了标准化处理，标准化方法为原始值减去均值，然后除以标准差。

上述高路易和李扬、殷剑锋的论文将国民储蓄率简单地分解为居民、政府和企业储蓄率，掩盖了政府部门和国有企业的联动性，从而得出国民储蓄率主要是由政府和企业储蓄率上升推动的结论。按照本文的分解方式（图4.3）可以发现：国民储蓄率的变动稍滞后于公共部门储蓄率的变动，其趋势基本一致：而私人部门储蓄率基本在某一值上下波动，其波动稍滞后于公共部门储蓄率的变动，其方向与公共部门储蓄率变动方向相反。

图4.3　1992—2007年标准化的国民储蓄率、公共部门储蓄率和私人部门储蓄率

三、高储蓄率的公共财政假说

（一）公共部门储蓄率和政府盈利性动机

经济学中并没有关于政府盈利性动机的明确定义，比较常见的提法是“政府偏好”。丁菊红、邓可斌将政府偏好定义为“政府的供给偏好”，即政府供给的规模和结构等，包括政府自身和其所提供的一系列公共产品及服务。与政府偏好类似，政府盈利性动机指政府根据能否给自身带来利益进行经济决策的动机。这里的经济决策既包括公共产品及服务的供给，也包括对投资和消费结构的选择。自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来，我国财政决算收入的平均增长率为19.3%，为名义GDP平均增长率的1.39倍，而文教、科学卫生事业费的平均增长率仅为15.8%；政府投资的平均增长率为18.7%，而政府消费的平均增长率为15.16%。政府的投资来源于政府储蓄，政府投资增长率高于政府消费增长率使公共部门储蓄率不断上升。

在上述论文中，高路易认为政府储蓄的主要动机是资本转移，而李扬、殷剑锋认为，在推动政府储蓄率变动方面，政府投资比资本转移更重要。本文同意李扬、殷剑锋的观点，但进一步认为政府投资主要受政府盈利性动机的影响。如果国有企业盈利能力下降，政府对其直接投资的份额就会下降，进而导致边际储蓄倾向和储蓄率下降；如果国有企业盈利能力上升，政府出于盈利目的，更倾向于投资国有企业，而国有企业往往也有较高的储蓄倾向，从而导致政府部门和国有企业边际储蓄倾向和储蓄率同时上升。

从图4.2和图4.4可以看出，在1994—1998年，国有企业资产利润率从3.8%下降到0.14%，公共部门边际储蓄倾向从29.8%下降到19.4%，公共部门储蓄率也相应地由7.9%下降到3.5%；在1998—2007年，国有企业盈利能力显著增强，国有企业利润率从0.14%上升到4.9%，公共部门边际储蓄倾向则从19.4%上升到56.4%，公共部门储蓄率则从3.5%上升到17.4%。公共部门储蓄率的变动趋势与国有企业盈利能力变动基本保持一致。

图4.4　1992—2007年标准化的公共部门储蓄率、公共部门边际储蓄倾向和国有企业绩效

（二）政府盈利性动机和政府的公共财政职能

公共财政职能指为社会提供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的政府分配行为，其支出主要体现为政府的公共支出。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如果完全由私人提供，往往出现搭便车和逆向选择等问题，造成市场失灵，因此需要由政府来提供。比较典型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有文教、科学卫生和社会保障、国防等。如果政府执行社会控制者职能，追求全社会福利的最大化，就有可能提供充足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然而，如果政府在经济决策中具有盈利性动机，则会造成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供应不足的问题。与提供文教、科学卫生和社会保障等公共品相比，修建铁路、公路或者建设商业中心、产业基地等经济建设方面投资的外部性更强，能够在短期内吸引外资，促进经济发展，提升政府政绩。另外负责大型项目建设的往往都是中央或者地方的国有企业，这些国有企业在为政府提供大量税收收入的同时，实现了国有资产增值。因此在预算约束条件下，政府更倾向直接投资于国有企业，执行经济建设型职能。政府的这种盈利性动机会对公共职能的执行造成挤出效应。从图4.5可以看到，政府公共支出占比的变动滞后于国有企业绩效的变动，而且方向相反。1993—1998年，国有企业盈利能力和公共部门储蓄率下降，政府对文教、科学卫生和社会保障的支出比例也相应提高，并在2000年前后的小幅震荡后，从2002年开始大幅下降；而当国有企业盈利能力增强的时候，特别是2000年之后，国有企业利润额年平均增长率为34.25%，国有企业利润率从1.5%上升到4.6%，公共支出占财政总收入的比例从2002年的41%下降到2006年的38.6%。当政府追求盈利性的时候，会对其公共职能，特别是在文教、科学卫生和社会保障方面的职能执行产生挤出效应，造成公共支出不足，进而影响私人部门储蓄率。

图4.5　1992—2007年标准化的公共支出占比和国有企业绩效

（三）政府公共职能与私人部门储蓄

预防性储蓄假说认为，当对收入或支出的未来预期出现不确定性时，人们会通过储蓄的方式来平滑当前消费与未来消费的支出。一般而言，健全的教育、医疗卫生体系和社会保障制度有助于降低未来的不确定性，进而减少私人部门的当期储蓄。然而20世纪90年代后期，中国进行了国有企业改革、教育体制改革、医疗卫生改革、住房制度改革、社会保障改革等一系列改革。不断变迁的制度改革使私人部门的储蓄行为与不确定性的关系越来越紧密。许多实证研究发现，收入的不确定性是影响我国居民储蓄率的主要因素之一。私人部门未来支出的不确定性对其储蓄行为的影响也非常重要。李勇辉和温娇秀认为，我国高等教育的收费制度还不完善，不同地区、不同学校的收费标准都很不一致，未来教育相关的支出具有不确定性，居民不得不进行预防性储蓄；医疗卫生体制和社会保障制度的不健全，也是造成居民预防性储蓄的重要因素。杨汝岱、陈斌开的截面数据分析显示，高等教育支出对居民消费有显著的挤出效应。1999年高等教育改革不仅使家庭的教育支出大幅上升，而且高校扩招对居民的支出预期产生了影响，加强了家庭的预防性储蓄动机。何立新等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养老金财富对家庭储蓄存在显著的替代效应。

图4.6为标准化的私人部门储蓄率、私人部门边际储蓄率倾向和公共支出占比。在1999年之前，由于一系列经济改革的影响，私人部门储蓄率和边际储蓄倾向与公共支出占比的关系不太稳定；而在1999年之后，两者都与公共支出占比呈相反方向变动，并且私人部门储蓄率和边际储蓄倾向的变动稍滞后于公共支出占比的变动。在社会的年龄结构和消费习惯基本稳定时，文教、科学卫生等方面的投资不足将使居民不得不增加储蓄，以应对这方面的开支；而当政府增加文教、科学卫生等方面的投资时，居民则可以减少这方面的投入。另外社会保障对非国有企业也有同样的影响。如果政府降低社会保障支出，将公共财政在社会保障方面的职能转嫁给非国有企业，则非国有企业不得不增加储蓄。

图4.6　1992—2007年标准化的私人部门储蓄率、私人部门边际储蓄倾向和公共支出占比

（四）高储蓄率的公共财政假说的提出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提出我国高储蓄率的如下公共财政假说。中国储蓄率持续高涨，是由政府的盈利性动机及其对公共财政职能的执行产生的挤出效应推动的，即国有企业在2000年之后盈利能力的改善，使政府有动机增加储蓄以对其扩大投资，而在文教、科学卫生和社会保障方面的开支则不足。公共支出不足带来了两个方面的效应：一方面，形成政府和国有企业的高储蓄率，即较高的公共储蓄率；另一方面，由于政府没有较好地履行公共职能，居民和非国有企业不得不进行预防性储蓄，也形成较高的私人部门储蓄率。这两个方面的综合作用造成了2000年之后我国储蓄率的持续攀升。这一假说又是建立在以下三个基本假设基础上的。

假设1：政府在短期内具有自利性。(www.daowen.com)

假设2：政府的经济行为受到其预算（软）约束的限制。

假设3：私人部门存在预防性储蓄动机。

这里的政府包括中央政府、中央政府部门（主要指财政部门）和地方政府。尽管中央政府具有泛利性，但地方政府和政府部门在短期内具有自利性。政府的自利性，指的是政府在进行经济决策时，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而不是社会福利最大化。长期来看，中央政府的泛利性在改革进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短期内，政府的自利性，特别是各级地方政府和政府部门的自利性，也非常突出。政府组织的自利性和政府官僚的自利性扭曲了一些重要的经济决策，特别是当政府自身利益与政绩相一致时，经济决策与社会福利最大化的目标将偏离得更远。奥尔森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边界不稳定社会中容易积累旨在集体行动的合谋和组织”。中国的情形可能更加复杂，政府政绩评估、中央和地方的财政分权、政府官员升迁和政府换届以及政府收支的监管困难等因素，都可能造成政府在短期内的自利性。然而政府的自利性并不能被无限放大，其经济行为受到预算（软）约束的限制。

在这三个假设的基础上，可以提出两个有待检验的命题：

命题1：当国有企业绩效上升时，政府的短期盈利性动机将使公共部门储蓄率上升；

命题2：政府盈利性行为对公共职能的执行产生挤出效应，进而使私人部门储蓄率上升。

命题1意味着，公共部门储蓄率与国有企业绩效有紧密联系。当国有企业绩效上升时，具有短期自利性的政府将更倾向于投资国有企业来获取政绩和利益，从而使公共部门储蓄率上升。而命题2意味着，在政府的预算（软）约束条件下，对国有企业的直接投资将对公共支出产生挤出效应，私人部门出于预防性动机，将提高储蓄率。

四、高储蓄率公共财政假说的实证检验

本文利用1996—2006年全国30个省的面板数据对上述假说命题进行检验。在实证检验过程中，我们关注政府的公共支出对各部门储蓄率的影响。检验的回归模型为：

其中，PUBSR为公共部门储蓄率，PUBEXP为政府公共支出占GDP的比例，PRISR为私人部门储蓄率，SOEPERF为国有企业资产利润率，X、Y和Z分别为模型（1）、（2）和（3）中的控制变量向量。μit、εit和ωit为残差项。α1、β1和γ1为各回归模型的截距项，α2、β2、γ2为关键变量系数，θ、λ、φ为各模型控制变量的系数向量。

按照第二部分的假设，推动公共部门储蓄率变化的主要原因是政府的盈利性动机，这种盈利性动机使政府在国有企业绩效较高时增加对国有企业的直接投资，进而使公共部门储蓄率上升，而这种盈利性动机同时对政府的公共支出产生挤出效应，使政府的边际储蓄率倾向上升，即α2应该显著为正，β2应该显著为负。政府的公共支出又影响着私人部门的储蓄率，控制收入因素和人口结构因素之后，当政府减少公共支出比例时，也将使私人部门储蓄率上升，即γ2应该显著为负。

（一）变量说明

第一，储蓄率。由于没有各省的资金流量表，在实证检验时，国民储蓄率的计算按照第一种方法，即为GDP减去社会最终消费之后的余额占GDP的比例。各省的公共部门储蓄率为（地方总收入+预算外收入+国有企业利润-政府消费）/各省GDP，而私人部门储蓄率为国民储蓄率与公共部门储蓄率之差。其中，地方总收入包括财政决算总收入、中央补助收入、省补助计划单列市收入、国债转贷收入、国债转贷资金2015年结余和地方总收入2015年结余。计算储蓄率的各省GDP和政府消费数据来源于各年的统计年鉴，地方总收入、预算外收入和国有企业利润数据则来自各年的财政统计年鉴。

第二，公共支出占比和国有企业绩效。公共支出占比指政府的公共支出占GDP的比重。政府公共支出一般包括公共工程支出、公共教育支出、社会保障支出、医疗保健支出、公共科技支出、公共文化事业支出和行政管理费支出等。由于本文关注的是公共支出对私人部门储蓄率的影响，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政府的基础建设支出是对国有企业的直接投资，因此本部分的公共支出定义为文教、科学卫生、社会保障支出和行政管理费支出。公共支出占比代表政府执行公共职能的程度。当公共支出占GDP的比重下降时，政府的公共职能被部分地转嫁给私人部门，而私人部门为了应对教育、医疗等方面的开支，不得不增加储蓄。本文使用的文教、科学卫生、社会保障和行政管理费数据，来源于各年的财政统计年鉴。国有企业绩效用国有企业资产利润率来表示，其数据也来源于各年的财政统计年鉴。

第三，其他控制变量。绝对收入假说认为，储蓄率是当期收入的一定比例；而生命周期假说则认为，在每一个时点上，家庭会根据一生的全部预期收入来安排消费和储蓄，以实现终生效用的最大化。人的一生大致可以分为少年、青年、中年和老年四个时期，在青年和老年阶段，消费会大于收入，而在中年时期，消费一般小于收入。因此如果社会上青年和老年人口比例相对增加，则储蓄率也会降低。莫迪利安尼和曹实也通过实证研究发现，中国的储蓄率是经济增长和人口结构共同作用的结果。本文在模型（1）中将人均GDP以及人均GDP增长率作为控制变量，考虑到各省公共开支绝对值的差异，也引入人均公共开支作为控制变量。此外，模型（2）还引入少年人口抚养比（Young）和老年人口抚养比（Old）两个变量作为人口结构控制变量，其中Young为社会中0～14岁人口数相对15～64岁人口数的比例，Old为社会中65岁及以上人口数相对于15～64岁人口数的比例。考虑到已有文献的研究，本文也讨论了利率、通货膨胀率、性别比例对储蓄率的影响。另外，还引入了代表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的虚拟变量来考虑省际差异。所有控制变量的数据均来源于各年的统计年鉴和财政统计年鉴。

表4.1　数据说明和数据描述（1996—2006年30个省）

续表

注：1.所有数据均来源于各年的统计年鉴和财政统计年鉴；
2.由于重庆从1996年开始才成为直辖市，而2007年的公共支出统计口径有调整，因此本文只使用1996—2006年的数据；
3.由于西藏的地方总收入主要来源于中央补助，因此将西藏从数据中剔除，最后本文使用的是30个省11年的面板数据；
4.公共部门指政府和国有企业，私人部门指居民和非国有企业；公共支出仅仅指中央和地方的文教支出、科学卫生支出、社会保障支出和行政管理费支出之和。

（二）回归结果

本文主要使用固定效应模型、随机效应模型和SUR（Seemingly Unrelated Regression）进行拟合。本文先分别用固定效应模型、随机效应模型对模型（1）和模型（2）进行拟合，然后使用SUR模型进行同时估计。

考虑到使用数据的时间跨度偏大，而且伍德里奇和德鲁克（Wooldridge ＆ Drukker）的序列相关检验表明，直接进行模型估计存在序列问题，因此所有模型都使用AR（1）

uit=ρ1uit-1+eit

的误差项设定，即，

εit=ρ2εit-t+ωi1

其中，eit和ωit为白噪声。

模型（1）的估计结果［表4.2第（1）和第（2）列］显示，豪斯曼检验（Hausman Test）的P值为0.928，表明随机效应模型更加合适。从系数的显著性上来看，国有企业资产利润率、公共部门可支配收入增长率和利率都在1%显著性水平下显著，而CPI在5%显著性水平下显著。从系数的符号上来看，无论是固定效应模型还是随机效应模型，国有企业资产利润率均在1%显著性水平下显著为正，这与命题1的结论相一致。此外，无论是固定效应模型还是随机效应模型，公共部门收入增长率和利率的系数均显著为正，CPI的系数显著为负，这与生命周期假说一致。

对模型（2）的估计结果［表4.2第（3）和第（4）列］显示，豪斯曼检验的P值为0.685，说明随机效应模式更为合适。从自变量的显著性分析，滞后一期的国有企业绩效都对公共支出占比有负向影响。这与本文的命题2一致。国有企业绩效上升之后，政府的国有企业投资可能对公共支出产生挤出效应。而经济越不确定的时候，政府执行公共职能越需要增加公共支出，从而使公共支出占比增加。

对模型（3）的估计结果主要为表4.2第（5）、（6）列，其中第（6）列为采取每次删除最不显著指标的建模策略后的最终回归结果。从系数显著性上来看，公共支出占比都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为负，也与命题2的结论一致，即我国国民高储蓄率倾向的变化与政府的公共支出占比具有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并且政府增加公共支出占GDP的比重，可有效降低私人部门储蓄率。

表4.2　固定效应模型、随机效应模型和SUR回归结果

注：括号内的值为回归系数的HSK Robust标准差；***代表在1%显著性水平下显著，**代表在5%显著性水平下显著，*代表在10%显著性水平下显著。

公共部门储蓄率和私人部门储蓄率之间可能还存在相互影响。从总体数据上来看，1995—2006年公共部门储蓄率和私人部门储蓄率之间的相关系数为-0.215，而分省的数据表明这期间的相关系数更高达-0.584。更加合适的估计方式为将模型（1）（2）（3）同时进行估计。表2第（7）（8）（9）列，（10）（11）（12）列为模型（1）（2）（3）的SUR回归结果。从回归结果的显著性上来看，国有企业资产利润率和公共支出占的系数比均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前者显著为正，后者显著为负，与本文命题1和命题2一致。

在公共部门储蓄率的回归方面，公共部门可支配收入增长率在1%显著性水平下显著，这与模型（1）和（2）的回归结果一致，也支持命题1。SUR的公共部门储蓄率回归结果表明，利率不再显著。在表2的回归结果第（11）列中，国有企业绩效对公共支出占比有负向影响。在私人部门储蓄率方面，私人部门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率、Young和Old均显著，这一结果与生命周期假说一致。按照生命周期假说，人均可支配收入与人口结构会影响私人部门储蓄率。而少年人口和老年人口是主要的消费群体，青年才是主要的储蓄群体。如果少年抚养率或老年抚养率上升，中、青年人口的比例相对下降，则会使储蓄率下降。CPI的系数显著为负，是因为对私人部门来说，当CPI上升时，储蓄的实际价值下降，私人部门会更倾向于消费而不是储蓄。

总的来说，近几年的实证结果表明，正如高路易和李扬、殷剑锋曾经指出的，真正推动中国储蓄率持续攀升的重要因素表面是政府和企业，实质是政府和国有企业的联动效应，使政府盈利性动机对其公共财政职能产生挤出效应，进而使公共部门储蓄率和私人部门储蓄率上升。因此如果要降低国民储蓄率以扩大内需，应该一方面关注政府的盈利性动机，使资源能够更加有效地配置；另一方面还应关注政府的公共财政职能，增加公共支出，特别是教育、医疗卫生和社会保障支出占GDP的比例。

五、结论及启示

本文建立了我国高储蓄率的政府部门的公共财政假说，并从实证上对其进行了检验。

虽然已有学者在文献上提出，政府和企业部门储蓄行为是促使我国储蓄率近几年持续攀升的主要原因，但是，一方面，他们并没有考虑国有企业绩效和政府公共财政职能在其中的重要地位；另一方面，这些研究缺少实证分析的支持。通过将国民储蓄率分解为公共部门储蓄率和私人部门储蓄率，我们就能够分析造成国民储蓄率攀升的微观内在机制，并从实证上对其进行检验。

本文的研究表明，传统的绝对收入假说、生命周期假说等理论虽然能够为我国国民储蓄率高于其他国家的现象提供解释，但是很难解释我国储蓄率从1992年到现在的变动，特别是2000年之后的持续攀升。本文认为，这是因为国有企业盈利能力增强之后，政府的盈利性动机使其对国有企业进行直接投资，从而使公共部门储蓄率上升；而这种直接投资又对政府公共财政职能产生挤出效应，进而使私人部门储蓄率也上升。从实证结果上来看，公共部门储蓄率与国有企业绩效之间以及私人部门储蓄率与公共支出占比之间都有很强的相关性，为本文的假说提供了支持。

中国国民储蓄率的高涨态势是否会持续下去，取决于政府对其盈利性动机的控制和公共职能执行的力度。由于在政府预算约束条件下，其盈利性动机往往与公共职能的执行相冲突，如何控制地方政府的这种盈利性动机，促进公共财政职能的执行，将对降低国民储蓄率至关重要。

2008年以来，我国国民储蓄率呈下降趋势。其中，居民储蓄率变动趋势相对平稳，政府和企业部门储蓄率变动相对显著。人口总量及其结构变动，是影响居民储蓄率长期趋势的首要因素；而近年来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和民生支出扩大，也在很大程度上减少了居民的预防性储蓄，对此应给予正面评价。政府部门储蓄率的下降，主要是国有企业资本回报率下降引致的政府公共支出扩大。其背后的根源，则是人口结构变化和要素价格改革的深化使资本回报率回归常态。从金融角度看，微观层面企业所面临的各类经营成本上升，首先都会表现为融资需求及相应的融资成本问题，仅着眼于通过释放流动性、以货币刺激政策代替结构性改革，初期可能有一定的逆周期效果，但随着投资回报率下降，最终债务增长会越来越快于利润增长，只可能带来杠杆率攀升和资产泡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