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导向：新常态、新发展理念、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出的背景

党的十九大之后，很多人都问我对中国的经济如何看。我认为2018年我国的经济有结构性的变化，很难用以前的眼光与视角去看今后5年发展的方向。现在谈谈我的初步想法：要想了解今后5年的发展方向，需要先吃透党的十九大报告的内容。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我们现在是新常态，要有新的发展理念，今后的发展要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增长，这就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一理论，我们首先要理解新常态、新发展理念、供给侧改革这些内容提出来的背景。

21世纪初，中国启动了资本市场化改革，加入了WTO，开始经营城市。中国依靠出口和投资使经济获得了高速发展。2007年之后，次贷危机引发了全球金融危机，外部环境出现问题；2010年以后，按照社科院蔡昉的测算，我国的人口红利消失，进入刘易斯拐点；2008年，我国推出“四万亿经济刺激计划”；2013年本来想退出刺激，但由于经济出现下滑，于是又进入了新一轮刺激，在这个过程中，我国的投资效率下降，全要素生产率从之前的4%左右下降到1%左右。第一，外部经济环境变差，虽然2015年年底到2016年有所改善；第二，我国过了刘易斯拐点，人口红利消失，我们面临的问题变成了人口老龄化问题；第三，过渡时期全要素生产率下降。十八大以来提出新常态，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出新的发展理念来推动下一轮经济发展，我国的发展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这些都是有背景的，我们需要认识清楚。

二、改革是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相结合

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增长的过程中，我们不能把以前所有的东西都否定，其中在经济方面有一点至关重要，就是改革是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相结合的。为什么我要强调这点？因为我最近研究并发表了一些关于中央的财政税收改革文章。为什么我不讲金融问题而讲财政问题？因为我们的财税改革是严重滞后的，所以带来了经济增长方式的问题、金融风险问题，以及其他一系列问题。我不是单纯地讨论财税改革问题，不是为讨论财税改革问题而讨论财税改革问题，因为改革到了这个阶段，需要改革的是政府自己，最终需要改革财税。我认为，如果不改革财税，中国要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是不可能的。通过运动的方式，可以暂时解决一些问题，但治标不治本。如环保问题，相关部门应该严格执法，而不只是在污染严重的时候才突击检查一下。财税制度改革也需要建立一种制度，这个制度既要调动地方的积极性，又要在统一的大的市场背景下才能成功。中国是一个大国，各个地方情况不一样，很难用一个统一的标准来解决所有的问题。比如，现在的基础养老需要国家统筹，这个统筹要用什么标准？中国各个地方的贫富差距很大，生活水平也不同。在西北地区，一个人一年只需要1000元就可以维持基本生活，在北京、上海就不可以。所以统筹的标准要根据当地的生活水平来确定，如果用同一个标准就会有问题。因此讨论问题要从实际出发，而不是从本本出发。

改革开放之初，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安徽小岗村自下而上的创新，因为效果不错所以在全国推广。我国改革开放之初，中央财政紧张，就放手让地方去探索新做法，地方干出成绩后再在全国推广。我在文章中曾提到，当前正是因为中央和地方的财政关系没有处理好，所以才会出现“一放就乱，一收就死”的情况。在目前的发展阶段，有两个因素需要重视：一是充分发挥地方积极性，二是建立统一的市场，这两个方面是中国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增长的重要抓手。以东三省发展为例，大家对此争论较多，争论焦点在于东北应该发展什么样的产业。他们讨论的视角不全面，没有把东三省作为中国统一市场的一部分来看待。现在我们在土地政策上实行占补平衡，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周边有很多农田，但这些农田并没有真正用于农业生产，而在珠三角、长三角等制造业发达的地方，城市周边的农地污染越来越严重，也不能用于农业生产。现在的资金、劳动力都已经市场化，而土地仍受计划控制。所以说，房地产问题归根结底是大城市的土地供给问题，仍然是挤牙膏式的供给。如果我们建立一个全国统一的占补平衡的土地市场，那么东部地区的土地可以通过土地当量的交易用于城市化，东北有更多的土地用于农业生产，东部地区以市场交易的方式向东北地区付费，最终通过市场化的交易达到一个更有效率的效果。一定要把东三省的比较优势发挥出来，东三省的比较优势不是国有企业，而是肥沃的耕地。按照比较优势，通过统一市场的思维解决区域之间的竞争。反之，通过财政部门对发达地区提高税收，然后向落后地区转移支付，这样做并没有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

再以新疆发展为例。“7·5”事件之后，新疆要发展的要求很迫切，各地要对口支持新疆。这是一种方式，但有没有更好的方式？事实上，新疆最大的优势是能源优势。如果建立一个全国的碳配额市场，而新疆发展清洁能源，就把碳配额卖出去，通过市场化方式解决发展问题。最近发改委也在推动建立一个全国统一的碳交易市场，但方案还没有完全出台。事实上，完全可以通过市场的方式去解决其他方面的问题，不一定通过政府的手。

我们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增长必须抓住两个方面：一方面，要发挥我们国家统一的大市场优势，这已经在很多方面都体现出来了，例如，高铁、网购等；另一方面，中国的地区差距很大，改革开放40年的成功经验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充分发挥各个地方的积极性，在统一市场的基础上充分发挥比较优势。

三、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是经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增长转变的关键(www.daowen.com)

从高速增长到高质量增长不是在一个封闭经济中进行的，而是在一个开放经济中实现的。从高速增长到高质量增长转变的核心是什么？第一是资本，而不是资金，这一点一定要搞清楚。第二是人才。这两点非常关键。首先讲一下资本。资本主要包括两方面：FDI和民间投资。为什么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要发展多层次的资本市场？中国的金融市场里面虚假资本太多，实际上都是债，整个金融体系里面股少债多。花自己的钱应该是最有效率的，300多年前亚当·斯密就说过这句话，我觉得不需要证明。如果资本尤其是高质量的资本要流向中国，需要什么？需要好的制度。所以我们要有制度自信，但更关键的是，要完善我们的制度。通过改革开放要使我们的制度更加完善，尤其是最近一段时间强调保护民营企业家、民营资本，从而确保有一个宏观稳定的投资环境。其次讲人才，如果我们还像前两年那样通过破坏环境来发展经济，那能吸引来人才吗？显然是行不通的，所以必须要有新的发展理念，才能够理解从高速增长到高质量增长的转变。

前段时间大家讨论比较多的一个问题还有美国减税，中国怎么办？从名义税负来说，美国是从35%降到20%或21%，中国的名义税负现在只有25%，并不算高。但是不是中国企业的负担就不重呢？也不是这样，最近曹德旺谈道，中国企业的负担中，水、电成本很高，那中国的水、电这些基础的东西为什么成本高？因为这些企业不是国有企业。另一个就是土地成本很高，我们的土地是被垄断的，要素市场严重扭曲。所以说，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我们要在关键领域深化改革。其中讲到要在水、电、气等方面推动改革，房地产领域要建立长效机制，通过这些改革实际上是可以降低企业负担的。如果没有这些改革，单纯减税并不能解决真正的问题。

在开放条件下理解发展的问题，我要说到另外一个内容。世界银行每年都会公布一份关于190个国家的营商环境的报告，中国的营商环境排第78位，从这个角度看我们国家的发展差距还很大，具体来看，建设许可我们排第172位，获得电力排第98位，创业排第93位，税负排第130位，跨境贸易排第97位，获得信贷排第68位，平均排第78位，也就是说，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金融业是取得了一定成就的。

我曾参加第一财经的一个活动，其中有一个税务总局的前副局长讲，金融业占GDP的比重很高，金融业不去为中小企业服务，所以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主办方让我来评论，我认为金融是实体经济的镜像反映，实体经济中很多的扭曲都会在金融中反映出来。随着人口红利的消失、环境的恶化、过度投资导致的全要素生产率下降，这几年我们的潜在增长率已经下降了，但是政府仍然要追求高速增长，必然使大家都要追逐资金，而这些资金又刺激了房地产和基础设施，资金供不应求使价格上升，金融业获得较高利润，从而导致其在GDP中比重较高。同时还有挤出效应，地方政府、国有企业、房地产行业都去追逐资金，对中小企业、民营经济肯定有挤出效应。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淡化GDP目标，允许金融机构根据成本、风险去市场定价，这个问题必须从机制上解决，让市场机制发挥作用。政府当然可以做一些事，比如，成立担保公司，给中小企业贷款进行担保，但担保要有预算、有折损，不能像有些地方成立担保公司就是为了赚钱。所以，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要通过市场的方式来解决，回到党的十八大、十九大报告提出的“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让政府更好地发挥作用”，这才是问题的关键。

金融业是实体经济的镜像反映，我国金融业发展取得了一定成绩，但也存在很大问题。综合经营与分业监管之间的矛盾，金融业发展与监管混为一谈。在分散的债券市场上，每个部门都从自身利益出发，缺乏大局观，造成分割的债券市场、不同的监管标准和监管套利。金融企业像一般的工商企业一样应该有一个生老病死的过程，可是我国的金融机构还没有畅通的市场退出机制。如海南发展银行已经倒闭清算20多年，但问题依然没有得到彻底解决，原因是金融机构的退出机制还未建立，清算组仍然享有央行的再贷款，存在极大的道德风险。次贷危机期间，美国存款保险机构处理了500多家问题存款机构。要加强监管、监管问责，首先要保证资本的真实性，要敢于“揭盖子”。严格按照监管法规执行，要加强监管，关键是监管执行的问题。金融监管存在一个监管竞争的问题，我国存款保险公司没有处罚权力，如果与监管部门存在竞争，监管效力就会大大加强。垄断与竞争区别很大，如何将监管规则落实才是关键。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没提去杠杆，但实际是要去的。如何去杠杆呢？加杠杆是一个长期的结果，去杠杆也是要循序渐进的。从金融市场角度看待去杠杆问题，资管办法公布后，与预期效果不同，资金没有流向标准市场（债券市场、银行间市场），而是流向了非标市场，这说明金融机构仍然在加杠杆。因为非标市场不需要提取相应的资本及拨备，非标市场的继续繁荣说明金融行业还没有主动去杠杆。实体经济去杠杆比较好解决，比如，停止一些基建工程，地方政府资产不再扩张，负债就不会扩张，或者变卖资产偿债。国有企业通过混改、债转股也可以解决一些问题。金融行业如何去杠杆，与金融机构的激励机制及公司治理有很大关系。公司治理得不清晰是金融机构没有主动去杠杆的原因。金融机构的激励机制还是以利润为导向，而没有考虑资本约束，也没有体现审慎经营原则。银行的很多问题不是由监管机构、股东发现的，而是由审计署、巡视组发现的，这说明银行的最终出资人不明确，公司治理存在问题，监管与发展混在一起。

从高速增长转变到高质量增长，归结为一句话，关键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体现在方方面面，包括上文提到的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关系、监管体制改革和金融机构的公司治理等。十九大报告给我们指明了“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任重道远，我们还有很多工作需要去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