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指出,5年来,我们在实践中形成了以新发展理念为主要内容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会议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我国经济发展也进入了新时代,基本特征就是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那么从包括金融在内的各方面应该进行哪些改革呢?回答这个问题要坚持问题导向。
世界银行发布了一份报告,对全球190个经济体的营商环境进行了评估。整体来看,我国排第78位,处于中等水平。分项来看,这几年我们推进“放管服”改善营商环境,报告对我国“开办企业便利度”的排名,也就是创业环境排名是第93位,仍然低于整体排名。而我国的赋税水平排第130位,电力使用排第98位,跨境贸易排第97位,均远低于整体排名。值得重视的是,我们的金融指标,即融资可得性在全球排第68位,相比其他指标更加靠前,这说明我国改革开放近40年来,金融改革开放的步伐是坚实有效的。
我国经济要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改善创业环境十分重要,其中FDI和民间投资是反映创业环境的两个关键指标。经济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并不是在封闭的环境里,而是在开放的环境里。现在美国要减税,那么中国是不是也要减税?虽然比较来看,中国企业名义上的税收负担并不高,但是企业要素成本偏高、非税负担很重,营商环境很不好,需要通过重点领域改革来创造一个更有利于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更有利于民间投资和FDI的环境。
十九大报告提出了“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这样一个重要概念。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必须加快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指标体系、政策体系、标准体系、统计体系、绩效评价、政绩考核。按照我的理解,“全要素生产率”就是衡量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标尺。影响全要素生产率有效提升的因素很多,大多表现在经济主体的“道德风险”问题上。在此要强调的是,要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必须解决四个方面的“道德风险”问题。
一、地方政府债务的“道德风险”问题
中央和地方的财政关系问题,尤其是地方政府财权与事权的不匹配,会导致政府债务无限扩张的“道德风险”。地方政府承担着很多事权,但地方政府有没有财权?目前,在一般公共预算内,中央与地方的本级收入占比大约是“五五开”,但地方本级支出占全国财政总支出的80%以上,中央转移支付占到地方财政的40%。一方面,财权过于集中导致“道德风险”极高,地方政府不作为和乱作为的现象无法避免。另一方面,对纵向或横向转移支付的依赖会导致地方政府软预算约束和“中央兜底”预期,也会弱化地方政府对本地居民负责的意识,损害地方政府提高资金使用效率的积极性。而且在中国没有一个明确的地方政府破产的定义,在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不顺的情况下,地方政府债务的“道德风险”是无法遏制的。
二、国有企业发展中的“道德风险”问题(www.daowen.com)
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国有资本这个概念,我们现在也在进行混合所有制改革、债转股改革。需要强调的是,如果没有破产的约束,任何国有企业的改革中间肯定会存在“道德风险”。如果没有破产的约束,无论是混合所有制改革还是债转股改革都不能达到完善公司治理的目标。
三、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的“道德风险”问题
近几年,金融机构在金融市场借短贷长、通过各种方式加杠杆,最后使金融市场利率上升,逼迫央行去支持、去放松流动性。2017年以来,央行实施稳健中性的货币政策,“道德风险”问题基本解决了。接下来,必须坚持稳健中性的货币政策,才能为经济高质量发展创造有利的环境。
四、金融管理部门的“道德风险”问题
如前所述,世界银行对各国营商环境的评估中将我国的金融环境排在第68位,这一排名看似比较靠前,但实际上金融体系存在的问题很多。其中之一就是金融管理部门只重视发展而不重视监管,监管和发展混在一起产生了很多问题。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是海南发展银行20年前就已经进入破产清算,但是到现在为止,清算组还在依赖央行的再贷款。我认为,在这种问题上不能只考虑部门利益,而应站在全局的高度进行思考和改进。存款保险制度已经建立两年了,但现在的问题是,未经地方政府和监管部门同意,就不能处理这些问题机构。美国在金融危机过程中处理了500多家中小机构,并没有出现什么问题。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党的十九大都强调监管问责,如果谁都不敢揭这个盖子,何谈监管问责?我们对于很多问题的认识一定要统一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上去,如果国有企业体系与金融体系没有生老病死、没有退出机制,就不是有效的体系。有生老病死和市场化退出机制的金融体系才是一个有效的金融体系,才能真正服务实体经济,从而实现经济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
综上所述,推动高质量发展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确定发展思路、制定经济政策、实施宏观调控的根本要求,要实现高质量发展,核心内容就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而在当前形势下,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工作重点,是着力化解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国有企业、金融机构以及监管体制中四个方面的“道德风险”问题,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坚决扫除经济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推动我国经济在实现高质量发展上不断取得新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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