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已经迈入大国经济新时代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跨越关口的迫切要求和我国发展的战略目标”。在这个过程中，以开放促改革的红利已经逐渐消失，那么，新的经济增长动力来自哪里？事实上，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新源泉已经开始显现。比如，经过近40年的发展，中国已经成为经济大国。随着人均GDP的增长、人民消费能力的增强，在大市场和大消费的拉动下，大国经济效应正在显现。高铁、支付宝、共享单车和网购等“新四大发明”在中国的兴起不是偶然的，在经济学意义上，这些都是以“规模经济”为发展条件，是一般小规模经济体做不了的。从国际上来看，无论是欧盟试图统一财政政策的努力，还是印度的增值税改革，目的都是消除成员国（各地方邦）之间的市场分割，促进统一市场的形成，获取大国经济效应带来的增长红利。我国早在2000多年前就完成了“书同文、车同轨”，在历史传统上比国外有更为优越的基础条件去应对国内市场分割的问题。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我们要通过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挥好大国效应，以便更好地推动下一步发展。

二、过去的地方竞争机制不适应新时代的发展要求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从原来的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其基础在于，中国是一个大国，地区间的发展差距较大，可以通过分权调动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和创造力，发挥地方政府间竞争的积极作用。比如，最早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就是地方探索创新的成果。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也需要地方首先试点探索，探索出一套好的经验，然后在全国推广。然而，过去以GDP增长为目标的地方竞争机制，只能激励地方政府在容易看得见的GDP指标方面展开竞争，没有办法激励各级地方政府去做GDP之外的事情。政府的职能从来不是单一的经济增长，在人均GDP接近1万美元的新的发展阶段，人民群众的利益诉求呈现多元化特征，政策目标多元化的特征因此日益突出。已有的激励机制不适应新时代发展要求的问题越来越严重，造成严重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的扭曲，这一问题必须予以正视，坚决加以扭转。

在地方竞争引发的负面后果中，近年来比较突出的问题有几方面。一是地方债务问题。庞大的地方债务在很大程度上是地方政府投资冲动的产物，地方投资冲动则是地方竞争压力的结果。为了尽可能地扩大投资规模，地方政府不得不搞“土地财政”，不得不搞融资平台，大规模举债。这使中国经济增长模式迟迟难以摆脱对房地产部门和地方政府投资扩张的依赖，公共服务的欠账也因此不可避免。二是地方政府的竞争加剧了产能过剩。在以GDP增长为核心的政绩考核体系和分税制下，以生产型增值税为核心的税收体系之下，地方政府对本地区的投资规模显示出极强的偏好，尽一切可能上项目、扩产能，并且大多倾向于将生产性投资投向重化工领域。因此，我国长期存在的产业同构化、重复建设、产能过剩等现象，不是简单的企业为谋求高利润而进入某行业的问题，而是地方政府实施地区发展战略和产业政策的一部分。地方保护主义也使价格机制无法完全发挥作用，为保本地区的GDP，地方政府通过财政补贴或政府担保为这类企业输血，使落后和过剩的产能难以淘汰，恶化了行业生存环境。三是地方政府逐底竞争，污染和资源消耗等环境成本攀升。在环保监管由地方政府负责的情况下，地方政府为了招商引资，很可能会放松对环境保护方面的监管，导致环保审批、监管失灵，水体污染、大气污染、土壤污染等日益严重。一些地方政府为了拉动当地GDP，利用财政资金对入驻工业企业的生产用煤、生产用电实行补贴，与能源转型的目标背道而驰。四是地方保护主义大量存在，割裂全国统一市场，对大国经济效应形成了一定制约。一个比较突出的例子是，土地资源配置由地方政府掌握，缺乏全国统一的土地市场，扭曲了城镇化进程和房地产市场。西部地区，三、四线城市对“土地财政”的依赖导致土地城镇化快于人口城镇化，出现“鬼城”，房地产需要“去库存”；而发达地区、大城市受限于建设用地指标，房地产供给不足，不得不实行各种严厉的抑制需求的限购政策。

三、以三大手段化解地方竞争的负面效应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维护现代市场秩序和地区间良性竞争，发挥大国经济的效应，既需要用制度建设来规范原来地方竞争的成功经验，又需要在经济金融领域继续进行制度探索创新，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有效化解地方竞争的弊端。

（一）调整央地财政关系，防止地方政府不作为和乱作为(www.daowen.com)

财政是社会各种矛盾和利益关系的交汇点，财税体制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的突破口。防止地方政府乱作为，要加快理顺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制度。只有在完善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关系、提高地方政府的收入与支出匹配度的基础上，才能避免“一收就死，一放就乱”。我们要借鉴财政联邦制，地方政府的财政要相对独立，避免“一收就死”。要给予地方政府税政权。根据经济结构从生产型到消费型转变的形势，以及老百姓财富积累和财富差距扩大的趋势，地方财政收入结构要摆脱对土地价差和增值税的过度依赖，增加财产税、遗产税在地方政府收入中的占比。要给予地方政府自主举债权，放松中央政府对债务额度的行政控制，彻底打开地方政府规范融资的正门。另外，要避免“一放就乱”，要完善治理体系，提高债务信息的透明度。要发挥地方人大的作用，由地方人大决定财政收支，对地方政府预算管理形成约束。

（二）增强规则约束，促进地方政府良性竞争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GDP的高增长是中国经济腾飞的一个标志，也是非常重要的经济指标，我们过去对GDP的重视，在一定程度上与国家的发展战略有关系。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两步走”战略安排，没有再提GDP翻番之类的目标。这表明，唯GDP论的价值观被放下了，相对淡化GDP目标，可以更好地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着力解决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问题。在这种形势下，中央政府应该更多地在制定和执行环保、能耗和质量等规则和标准上发挥作用，促使地区竞争中出现的环境污染成本内部化，推动地方政府开展良性的质量竞争，避免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现象。唯有如此，才能真正以市场化、法治化的手段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及结构性调整。

（三）激励地方政府自觉维护统一市场

维护统一市场，不仅需要行政性的惩罚机制，还需要建立合理的激励机制，让地方政府自觉维护统一市场。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具有地区发展不平衡的特点。东南沿海地区可能有产能过剩和环保压力过大的问题，中西部地区则可能是发展不充分的问题比较突出。着力解决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的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问题，应当坚持发挥市场的力量。比如，建设和维护全国统一的土地市场、碳排放市场，既能满足发达地区的资源环境约束，又能给西部地区带来资金，起到均衡地区发展的作用，让各地区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削弱地方保护的倾向。

具体来说，一是要尽快建立全国统一的碳排放交易市场。我国是全球最大的碳排放国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气候问题上面临较大的外部压力。为落实国家“十二五”规划纲要提出的“逐步建立碳排放交易市场”的任务要求，2011年10月底，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批准北京、天津、上海、重庆、湖北、广东及深圳七省市开展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正式拉开了我国碳市场建设的帷幕。七家试点交易所从2013年年底到2014年年初陆续开始交易，从总的交易量来看，目前交易活跃度普遍较差。一旦成功建立了统一的全国性碳排放交易体系，发达地区可以购买排放配额以获得发展空间，西部地区则可以出售多余的排放配额来获得收入。二是在中央确定的耕地保护红线内实行总量控制，同时建设全国统一的用地指标调剂市场。农业用途的土地产出价值，不会因地理位置而有太多差别，但是，建设用地承载的价值，在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地区差别很大。如果通过市场化交易机制在全国范围内调剂用地指标，在全国范围内通过交易实现地区间的占补平衡，就可以促使土地供给按照人口城镇化的空间和地理分布，优化地区间的建设用地资源配置。在突破东部经济发达地区的土地供给束缚的同时，也补偿了相对滞后的中西部地区的经济效益。中西部地区获得的建设用地指标转让收入，可能比自己征地拆迁拍卖的收入还要多，这最终也有利于促进各地区之间协调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