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是各国财税体制的核心环节，这对我国这样的一个大国经济体更是如此。特别是我国经济增长长期依赖投资拉动，而地方政府作为一类重要的投资主体，其行为变化更是会对投资增速产生重要影响。近年来，尽管消费对增长的贡献率逐渐上升，但由于投资的波动性远强于消费，加之出口贡献率由正转负带来的巨大空白，投资增速对增长波动的影响实际上反而有所增强。而就投资结构来看，随着制造业投资的持续下滑，与央地财政关系十分密切的基建和房地产投资已成为决定投资甚至整个经济增速边际波动的重要因素，同时也会对财政金融甚至整个系统性风险的演进产生重要影响。从历史上看，由于我国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没有理顺，地方政府行为曾多次陷入“一收就死、一放就乱”的怪圈。当前，地方政府融资渠道收紧，对实体经济“去杠杆”将带来经济下行压力，而目前的整顿方式没有充分考虑到地区差异性，还会导致财政风险金融化。

从我国经济增长的长期视角，尤其是从公共财政与国民收入的高储蓄倾向关系来看，我国储蓄率从1992年到2007年的变动，特别是2000年至2007年的持续攀升，主要是因为国有企业盈利能力增强之后，政府的盈利性动机使其对国有企业进行直接投资，从而使公共部门储蓄率上升；而这种直接投资又对政府公共财政职能产生了挤出效应，进而使私人部门储蓄率随之上升。2008年以来，我国国民储蓄率呈下降趋势。其中，居民储蓄率变动趋势相对平稳，政府和企业部门储蓄率变动相对显著。而政府部门储蓄率下降主要是国有企业资本回报率下降导致的政府公共支出扩大。从笔者的实证结果来看，公共部门储蓄率与国有企业绩效之间，以及私人部门储蓄率与公共支出占比之间都有很强的关系。中国国民储蓄率的高涨态势是否会持续下去，取决于政府对其盈利性动机的控制和公共职能执行的力度。由于在政府预算约束条件下，其盈利性动机往往与公共职能的执行相冲突，控制地方政府的这种盈利性动机，促进公共财政职能的执行，对降低国民储蓄率至关重要。

债务与增长是孪生关系，为了在“稳增长”与“去杠杆”之间求得动态平衡，必须改革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完善地方政府举债框架。一是完善政绩考核体系，淡化GDP目标，正确引导地方政府的行为。二是改革地方政府债务管理框架，既要赋予地方政府主动作为的空间，又要建立硬约束机制，防止地方政府乱作为。三是借鉴财政联邦制的有益做法，加快理顺中央与地方财政的关系，这是从根本上提升财政资金配置效率、降低财政以及金融风险的制度保障。四是加强财政金融政策的协调。

地方政府债务与城镇化发展密切相关，建立可持续的融资机制是推动城镇化建设的迫切需要。从国际上城镇化建设融资机制方面的成熟经验来看，城市政府财权与事权对等，享有独立的税权与发债权；城镇化建设资金缺口主要通过市政债融资解决；偿还市政债的重要资金来源为财产税收入。针对我国实际，并在借鉴国际经验的基础上，笔者提出解决问题的思路是通过改革体制机制，采取财产税和市政债相结合的方式，把城镇化建设未来的收益平移到目前来使用，在时间轴上平移分布财务负担，将来再逐步偿还，同时形成市政建设水平提高和财产税收入增加相互促进、良性循环的正向激励机制。具体而言，有四个方面的改革建议：第一，修改《预算法》，赋予城市政府发行市政债的权力；第二，完善财税体制，设立财产税；第三，改造城投债，为城镇化建设提供规范的资金来源；第四，积极探索以多元化方式筹集资金，支持城镇化建设。(www.daowen.com)

近年来，我国地方政府隐性负债迅速增长，其规模远远超过显性负债。融资平台、城投债等是地方政府隐性负债的主要方式，在统计上往往算作企业部门负债，这不利于准确判断我国各部门的杠杆率风险。这些问题的出现，与我国分级政府间财政关系不顺、财政和金融责任边界不清有关。从国际经验来看，大国经济体对地方财政管理都有比较完备的激励约束制度框架，地方政府的自我约束、中央政府（联邦政府）法律和行政约束以及金融市场约束共同发挥作用。对少数地方政府财政管理不善的情形，也有相对合理的风险处置和责任分担机制。对比大国经济体的经验，我国地方财政管理的激励约束机制还很不完善，需要在财政管理上探索地方自治，扩大地方政府自主发债的权力，提高地方政府收入与支出的匹配度，探索地方财政破产和追责制度，建立财权与事权相匹配的“一级政府、一级财政、一级预算、一级税收、一级举债”的财政管理体系。

在对本书收集的论文整理及修改过程中，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和市场司的多位同事给予了大力支持和帮助，纪敏博士、牛慕鸿博士、李宏瑾博士、徐昕博士、唐滔博士、杨骏博士和钟震博士等对论文的整理、汇总、编辑付出了很多智慧和努力。本书得到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中国金融体系的演化规律和变革管理》（项目编号：71733004）和国家社科基金专项《健全金融监管体系研究》（项目编号：18VSJ074）的资助，在此一并表示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