着力推进新时代改革，需要实施“五大政策支柱”，即宏观政策要稳、产业政策要准、微观政策要活、改革政策要实、社会政策要托底。其中，微观政策要活，就是要把企业真正当作经济发展的主体，“放水养鱼”，让企业去创造有效供给和开拓消费市场。要夯实新时代改革的微观基础，一项基础性的工作就是完善公司治理。但近年来，我国公司治理实践有所倒退，尤其是与2003—2006年国有大型商业银行改革这一时期相比，国有企业和金融机构公司治理结构重形式轻实质、形似而神离问题突出，出资人缺位导致侵犯出资人权益的问题普遍存在，中央汇金公司控股公司治理模式的潜力未能得到充分发挥，形式上已搭建起的“三会一层”内部制衡机制形同虚设，信息披露严规制宽执行，距现代企业制度的目标还有较大差距，亟须改革完善。

政府行政干预和“封建式”监管是我国有效的公司治理和现代企业制度无法建立的根本原因。我国部分政府部门和监管机构对公司治理制度框架的认识，很大程度上还停留在部门管辖、行业管理的较低层次，政策着力点更多地放在了如何管企业、如何用政府的力量推动企业做大做强。国资部门、金融监管部门等都从各自利益出发制定各自的规则，实际上还是在搞部门所有制和“封建式”领地监管，缺乏顶层设计和系统考量，走的依然是行业主管部门全面管企业的老路，由此产生的政资政企不分、发展和监管职能不分、企业经营行为和资源配置违背市场化原则等弊端也就不足为奇了。

与此同时，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完善各类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加快国有经济布局优化、结构调整、战略性重组，促进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推动国有资本做强做优做大，有效防止国有资产流失。”要实现这一战略目标，“必须以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为重点”，以完善公司治理为核心，准确区分“资本”和“资产”的概念，从历史沿革、现实要求、路径设计等多角度加以系统分析。从国有资产管理体制角度来看，国有资本是经济学中的“资本”概念，而非会计上的“资产”概念，国有企业只有减去负债后的“净资产”所有权才属于国家所有，才是真正的“财富”。“资本”与“资产”概念的混淆，再加上债务软约束问题大量存在，导致股债不分、明股实债现象非常突出，很多名义上的国有资本是虚幻的。而且，由于医疗、养老、教育等领域的欠账较大，实际上的国有资本远低于账面水平。(www.daowen.com)

未来一段时期，应加强顶层设计，打破部门分割，加快制定出台统一的中国模式的《公司治理原则》。在我国国有资本“分层所有”的情况下，加上“治理半径”的存在，要求在管理架构上明晰产权、厘清责任，建立激励相容的“委托-代理”架构，通过“公司治理”建立现代企业制度。通过“双层安排”加强党的领导并强化股东权益保护。完善内外部制衡机制，一方面，厘清“三会一层”的边界和责任，强化激励约束，加强内部制衡；另一方面，理顺政府部门、监管机构与企业之间的管理边界，积极发挥利益相关方的制衡作用。界定信息披露范围，强化信息披露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