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指导思想、目标任务、重大原则，描绘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新蓝图、新愿景、新目标，合理布局了深化改革的战略重点、优先顺序、主攻方向、工作机制、推进方式和时间表、路线图，汇集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新思想、新论断、新举措，这是我们党全面深化改革的科学指南和行动纲领。2017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再次强调坚持全面深化改革，同时要求必须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以问题为导向：为什么要全面深化改革？

从经济发展阶段看，21世纪初我国加入世贸组织（WTO），之后对外开放水平大幅提高。一方面，出口导向型经济的发展促使中国企业在全球范围内参与竞争，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改革开放的“制度红利”得到有效释放；另一方面，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劳动年龄人口开始超过非劳动年龄人口，农村富余劳动力向城市和工业部门转移，“人口红利”也得到充分释放，在综合因素的作用下，我国经济在21世纪前10年保持了10%以上的高速增长。但在本轮国际金融危机之后，我国经济发展阶段恰好处于刘易斯拐点、老龄化拐点和城镇化拐点三者叠加的关键时期，面临着从生产主导型经济向消费主导型经济的重大转型，也面临着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历史考验。这些矛盾主要不是周期性的，而是结构性的，这些问题在供需两侧都有，但矛盾的主要方面还在供给侧。因此，在结构性问题成为当前主要矛盾、总需求刺激政策的效果边际递减的情况下，不能重回总量宽松、粗放刺激的老路，必须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上想办法，必须在结构调整、经济转型和改革上取得突破，努力实现供求关系新的动态均衡。

从国际上看，当前世界经济结构正在进行深刻调整。国际金融危机打破了欧美发达经济体借贷消费的经济模式，东亚地区提供高储蓄、廉价劳动力和产品，俄罗斯、中东、拉美等国家和地区提供能源资源的全球经济大循环，国际市场的有效需求急剧萎缩，经济增长远低于潜在产出水平。从全球来看，劳动生产率仍未恢复到国际金融危机前的水平，新一轮全球经济增长的动力尚未形成。然而，这些调整和影响都将给新一轮全球竞争带来新的变化和挑战。未来全球范围内的竞争，必然是人才的竞争、资本的竞争和营商环境的竞争，必须通过体制机制创新，优化营商环境，促使人才、资本向本国流动。在这个大背景下，传统的需求管理政策收效甚微，需要我们从供给侧发力，找准我国在世界市场上的定位，更有效地释放体制机制的“改革红利”。对此，2015年，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首先提出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2015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从理论思考到具体实践，都做了全面阐述和全面部署。(www.daowen.com)

因此，认识全面深化改革，就是要看到在当前全球经济和国内经济形势下，“过度刺激维持高增长有百害而无一利”（详见《过度刺激维持高增长的弊端》一文），从而将解决问题的根本之道转移到供给侧，更加强调结构性改革，通过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持续发展、更高水平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