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与脱贫攻坚事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成败，作为系统性的国家工程，二者之间具有广阔的对接空间。全国各地虽然早已针对乡村振兴进行了部署安排，但很多推进思路仍不够清晰。摆脱绝对贫困是乡村振兴的前提和基础，在脱贫攻坚战决胜期这一特殊时期，做好乡村振兴与脱贫攻坚的有效衔接至关重要。因此，针对乡村振兴与脱贫攻坚有效衔接的迫切需求，关注贫困地区基层干部的忧虑，围绕“人”这一中心，做好满足人现实需求的乡村建设，推动脱贫攻坚向乡村振兴的平稳过渡，才能打造“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新农村。

1.脱贫攻坚为乡村振兴做好了基础性准备

无论是城市还是乡村，能够发展并振兴的关键在于人，而物质基础和文化基础是吸引并留住人的两大核心要素。就当前地区的发展来看，乡村仍处在慢慢积淀的过程中。

图8-1　乡村振兴与脱贫攻坚的逻辑关系

目前，脱贫攻坚已经进入决胜阶段，精准扶贫为后续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做了大量的前期准备工作（见图8-1）。脱贫攻坚期间，乡村各个领域的建设已经为未来的振兴奠定了一定的物质基础和文化基础。一是物质基础，有了一定量的积累。在基础设施建设上，大力推动易地扶贫搬迁、危房改造工作，逐步完善配套的基础设施建设，全面改善乡村人居环境，统筹推进道路交通建设、水利工程建设、乡村电网改造等基础建设工作，改善了农民生产生活条件；在农业产业发展上，通过企业、合作社、大户等发展产业带动贫困群众增收，大量“空壳村”的集体经济不断壮大，为村庄未来发展积累了物质财富；在生态环境保护上，通过落实生态修复、生态补偿、生态产业等政策措施，推动乡村逐步实现绿色发展。二是文化基础，随着脱贫攻坚中对公序良俗的不断弘扬，乡村文化得以逐步重拾。面对乡村文化底蕴深厚，文化丰富性与独特性并存的现状，在脱贫攻坚的契机下结合精神文明创建活动，推动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建设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在一定程度上为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弘扬奠定了基础。

2.脱贫攻坚决胜期的忧虑与困惑

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是复杂性、系统性工程，在两大战略的过渡期，由脱贫攻坚引发的新矛盾，以及未来做什么、怎么做、谁来做、做成什么样等新问题，关乎着乡村的人口流动和经济发展。

（1）脱贫攻坚引发乡村新矛盾

随着脱贫攻坚的纵深推进，部分贫困地区的社会矛盾日益凸显。虽然特惠式扶贫仍存在一定的弊端，但具有特惠性的精准扶贫并未脱离公平轨道，而从提升发展成果、全民共享效率的角度出发，瞄准绝对贫困人口脱贫的底线目标，确保脱贫路上不漏一村、不少一户、不落一人，也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实质上也是公平、共享发展理念的体现。

严格依据贫困标准可以快速识别出绝对贫困村庄和农户，但处于贫困标准附近的边缘村庄和农户则难以判断，被界定为非贫困的边缘贫困村或户往往成为政府工作中的“盲点”，折射出脱贫攻坚发展过程中的不均衡不充分。一方面是村庄之间不均衡，贫困村与处于边缘的非贫困村之间虽然实力差距较小，但二者获得的上级扶持资源、资金却有很大的差别，产业、金融等扶贫政策都集中在贫困村，推动贫困村规模化种养殖业、光伏发电等产业快速发展。而不少非贫困村依然停留在依靠传统农业缓慢发展阶段，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非贫困村的经济发展建设需求，进而逐渐落后于贫困村。另一方面是农户之间不均衡，精准识别下贫困边缘户的识别难做到完全精准，而被确定为非贫困户的边缘户虽然与贫困户差距细微，却在政策扶持和制度支持上与贫困户差距较大。甚至个别地方在面对绝对贫困户与边缘户总体水平差距较小的情况时，为避免纷争采取“轮流坐庄”或资金平分的方式。^[26]

（2）高返贫风险的化解与发展问题

实现稳定持续脱贫，是后续乡村振兴的关键一步。部分地区“踩线”脱贫导致群众脱贫后面临高返贫风险，脱贫的不稳定性和不可持续性，是脱贫和返贫之间存在矛盾的重要因素。

脱贫的不稳定性表现在贫困户在脱贫后，由于灾害或疾病等因素再次成为贫困户。虽然扶贫已经取得初步成效，但受到某些不可控因素的影响，个别已脱贫的贫困户返贫是不可避免的，然而若大量贫困户在脱贫后返贫，则势必影响脱贫攻坚的如期完成和小康社会的全面建成，同时也会降低群众的满意度和幸福感。在自然灾害、意外事故或疾病面前，个体力量较为渺小，帮扶政策是确保稳定脱贫的核心要素。因此，在群众脱贫后的一定时期内，保证扶贫政策的持续性是基层群众的现实需求。

影响脱贫可持续性的关键在于产业，产业是经济发展的支撑和群众脱贫的根本。由于贫困群众自身发展能力有限，扶贫产业的发展大多是企业或大户带动模式。企业与贫困户的利益联结机制是以“责任连带”为项目前提预设，多数实力雄厚的企业往往不愿申请扶贫项目，最终项目落入经营不善的企业或大户手中，导致“弱者吸纳”国家扶贫资源。此外，规模化经营风险以及可能对农户生计系统损害，都导致部分扶贫产业缺乏发展前景，且不具备长期带动力。^[27]

（3）乡村振兴对接脱贫攻坚中的脱轨现象

乡村振兴与脱贫攻坚的内在共通性和目标一致性，决定了二者有机衔接的必要性。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明确将脱贫攻坚作为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此外，乡村振兴与脱贫攻坚都将目标瞄准乡村，旨在发展农村，从而逐步缩小城乡差距，消除重城市轻乡村的社会偏见和城乡两极分化，构建城乡一体化融合发展的新局面，最终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

但是在基层实际运作的过程中，脱贫攻坚决胜期的乡村振兴探索，无论是在政策方面，还是在实践方面，都存在一定的零散性和盲目性，导致乡村振兴在对接脱贫攻坚的过程中出现脱轨现象，而难以实现平稳过渡。一方面，零散性主要表现为部分地方政策文件是单就脱贫攻坚或乡村振兴而制定，未形成两大战略统筹协调推进的规划，或是将乡村振兴与脱贫攻坚粗略地等同起来，简单地将降低扶贫精准度理解为乡村振兴，这样不可避免地出现重复投资和建设的现象，造成资源浪费、配置低效。^[28]另一方面，盲目性表现为对乡村定位和乡村振兴的认识不充分，没有依据乡村现状和未来发展趋势做出的乡村振兴规划，虽短期可能有收效但长期效益难以保障，城镇化依然是未来相当长一段时期内的发展方向，没有充分考虑科学预测的乡村振兴规划，其大量投入可能难见远期回报。

3.过渡期的战略性准备

脱贫攻坚是乡村振兴的基础与重要支撑，乡村振兴是脱贫攻坚的动力源泉，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第一步是打赢脱贫攻坚战。虽然目前脱贫攻坚已经为未来乡村振兴的实施奠定了一定的基础，但要真正实现乡村振兴与脱贫攻坚的有机衔接，需切实关注基层的忧虑与困惑，着力满足人的现实需求，进一步做好过渡期的战略性准备。

（1）处理好分配矛盾以促进平等共享

脱贫攻坚虽然取得了显著进展，但特惠式扶贫导致的不均衡使乡村治理工作面临巨大的挑战与考验，只有处理好不均衡的矛盾，下一步的乡村振兴才能顺利开展。

社会上历来有“不患寡而患不均”的观念，贫困村与非贫困村间、贫困户与非贫困户间的特殊化和区别化对待，导致相互攀比的现象较为突出。因此，乡村振兴要逐步从消除绝对贫困转向减缓相对贫困，处理好发展与稳定的关系，关键是要解决好贫困户与非贫困户间利益分配不均衡所引发的矛盾。一方面，最大化平衡贫困村和非贫困村的利益分配，防止非贫困村被边缘化，实现非贫困县或村贫困人口的扶贫投入与任务目标的匹配，并做好普惠性基础设施等方面的建设。另一方面，坚持“整村推进”，使非贫困户在脱贫攻坚过程中与贫困户同步受益，尤其要确保被认定为非贫困户的边缘户也获得政策支持。在补齐绝对贫困人口的发展短板后，要逐步将目光转向经济社会发展成果的全民共享，以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在和谐有序的社会环境中发展乡村、振兴乡村。

（2）构建脱贫后续可持续发展机制

实现贫困群众稳定的可持续脱贫，是乡村振兴实施的前提和基础。化解贫困群众的高返贫风险，一要保持政策的持续性，对于“踩线”脱贫的群众而言，其风险应对能力较差，持续的政策倾斜是阻断返贫的有效措施；二要重点提升产业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发挥对群众的带动效应，产业扶贫是阻断返贫的根本措施。

产业既是破除贫困的根本保障，也是乡村振兴与脱贫攻坚实施的着力点和有效衔接的必要条件，因此，如何提升产业的可持续发展能力是关键。农业产业能否实现可持续发展主要受自然条件、社会环境和市场需求三个方面的影响。贵州省石漠化片区草场畜牧业，将扶贫资源与本土、市场资源有机结合起来，推动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实现了减贫目标与生态改善的双赢。^[29]然而能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扶贫产业少之又少，扶贫产业项目虽先天具备了良好的社会环境，但很多扶贫项目却在不长的时间内停止运转。^[30]因此，在向乡村振兴的过渡期，必须要着手改变这一局面。一是产业发展要立足于当地的资源禀赋，充分结合本土的自然地理与人文环境来发展特色种养业。二是只有适应社会环境的产业才能得到长足发展，产业发展方向要与法律法规、风俗习惯等相适应。三是将产业发展与市场需求精准对接，构建现代化农业产业体系，延长农产品产业链，推动农村第一、第二、第三产业融合发展，提高农产品附加值及农业产业效益。

（3）推动脱贫攻坚向乡村振兴的平稳过渡

乡村振兴对接脱贫攻坚中所出现的脱轨现象，其产生根源在于有的基层工作人员对国家顶层设计的认识不到位，存在将顶层设计简单化倾向，而没有当作系统工程进行长期规划。因此，过渡期必须要加强基层人才队伍建设，以制定贴合乡村本土实际的长期规划，着力处理好人才流失与人才储备、短期目标与长期发展两大矛盾。

人才是乡村振兴的关键资源。人才决定了脱贫攻坚是否能够顺利过渡到乡村振兴。面对农民的市民化以及脱贫攻坚后帮扶力量的撤回，过渡阶段应以乡村振兴的人才需求为导向，同步做好乡村的本土人才选拔、培育与引进工作。一是“选拔”，要将农村德才兼备的管理、技术人才等选拔出来，让能干事、能成事的优秀人才真正参与到乡村建设中来，充分发挥中流砥柱作用。二是“培育”，要做到让乡村人才源源不断并持续更新，不会出现人才断层，并缓解暂时性的专业人才引进困难问题，依靠本土人才补给补齐乡村振兴的人才短板。三是“引进”，面对乡村目前治理、经济发展等问题，迫切需要引进大量优秀人才投身于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而引进的关键在于，要坚持政府引导与市场推动有机结合，探索并完善人才服务乡村的多元模式，从而建立系统高效的人才激励机制。

在脱贫攻坚向乡村振兴的过渡阶段，要充分认识到乡村振兴的长期性，急功近利反而会收效甚微。事实上，在脱贫攻坚期由于注重短期成效，已经引发了一些问题，个别地区在扶贫过程中，过度追求高绩效而忽视精神脱贫，反而加剧贫困户的“精神贫困”。^[31]同时，相较于脱贫攻坚，乡村振兴所涵盖的范围更广、要求更高，机械式的指标化推动方式难以满足乡村振兴的任务需求，如文明乡风的培育，强调速度的推进手段只会降低质量，乡村群众长期以来生活方式闲散、认同风俗习惯等，决定了强制性的行政、法律手段在文化建设上的低效性，因而需要利用环境氛围进行长期的潜移默化，使文化润物于无声，才能更好地守住优秀传统文化和“乡情乡愁”。因此，乡村振兴的推动要循序渐进，尊重经济社会发展规律，根据对不断变化的社会形势的科学预测，制定中长期发展规划，逐步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要求。

【注释】

[1]中共盐池县委盐池县人民政府印发关于《深入推进乡村振兴战略三年（2018—2020年）行动方案》的通知，盐党发〔2018〕25号。(www.daowen.com)

[2]中共盐池县委盐池县人民政府印发关于《深入推进乡村振兴战略三年（2018—2020年）行动方案》的通知，盐党发〔2018〕25号。

[3]孔祥智：《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基础》，《农村金融研究》2018年第2期。

[4]赵书栋、李炳全：《精神扶贫：精准扶贫的内生性动力》，《延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1期。

[5]庄天慧、孙锦杨、杨浩：《精准脱贫与乡村振兴的内在逻辑及有机衔接路径研究》，《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12期。

[6]李小云、徐进、于乐荣：《中国减贫四十年：基于历史与社会学的尝试性解释》，《社会学研究》2018年第6期。

[7]李培林：《全面深化改革推动社会建设迈上新台阶》，《人民日报》2019年1月8日，第7版。

[8]ParkA.，WangS.，WuG. Regional Poverty Targeting in China，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2002，86：PP.123-153.

[9]汪三贵、郭子豪：《论中国的精准扶贫》，《贵州社会科学》2015年第5期。

[10]刘永富：《继续向贫困宣战》，《求是》2014年第20期。

[11]徐晓军、孙权：《集体化村庄：深度贫困地区贫困治理的内在逻辑与有效路径——基于西藏D村脱贫经验的考察》，《河南社会科学》2019年第3期。

[12]黄承伟、叶韬、赖力：《扶贫模式创新——精准扶贫：理论研究与贵州实践》，《贵州社会科学》2016年第10期。

[13]黄承伟、覃志敏：《论精准扶贫与国家扶贫治理体系建构》，《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学报》2015年第1期。

[14]张强、张怀超、刘占芳：《乡村振兴：从衰落走向复兴的战略选择》，《经济与管理》2018年第1期。

[15]叶兴庆：《新时代中国乡村振兴战略论纲》，《改革》2018年第1期。

[16]郭晓鸣、张克俊、虞洪、高杰、周小娟、苏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系统认识与道路选择》，《农村经济》2018年第1期。

[17]罗必良：《明确发展思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南方经济》2017年第10期。

[18]文丰安：《打好三大攻坚战需坚持底线思维》，《改革》2018年第4期。

[19]刘永富：《认真贯彻习近平扶贫思想　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行政管理改革》2018年第7期。

[20]黄承伟：《深化精准扶贫的路径选择——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关于脱贫攻坚的重要论述》，《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4期。

[21]黄承伟：《我国新时代脱贫攻坚阶段性成果及其前景展望》，《江西财经大学学报》2019年第1期。

[22]杨忍、刘彦随、龙花楼、张怡筠：《中国乡村转型重构研究进展与展望——逻辑主线与内容框架》，《地理科学进展》2015年第8期。

[23]刘彦随、刘玉：《中国农村空心化问题研究的进展与展望》，《地理研究》2010年第1期。

[24]《“空心村”只有搬迁撤并一招？》［OB/OL］，http：//www.banyuetan.org/[J]rt/detail/20190329/ 100 0200033134991553821522917487107_1.html。

[25]杨磊、徐双敏：《中坚农民支撑的乡村振兴：缘起、功能与路径选择》，《改革》2018年第10期。

[26]唐丽霞、罗江月、李小云：《精准扶贫机制实施的政策和实践困境》，《贵州社会科学》2015年第5期。

[27]许汉泽、李小云：《精准扶贫背景下农村产业扶贫的实践困境——对华北李村产业扶贫项目的考察》，《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1期。

[28]豆书龙、叶敬忠：《乡村振兴与脱贫攻坚的有机衔接及其机制构建》，《改革》2019年第1期。

[29]黄承伟、周晶：《减贫与生态耦合目标下的产业扶贫模式探索——贵州省石漠化片区草场畜牧业案例研究》，《贵州社会科学》2016年第2期。

[30]葛笑如、张亮亮：《产业扶贫项目可持续发展的风险挑战及对策研究——基于苏北精准扶贫的面上调研》，《湖北社会科学》2018年第4期。

[31]方菲、吴志华：《双重脱嵌：精准扶贫政策的基层实践困境解析——基于湖北省X镇的调查》，《学习与实践》2019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