盐池县是全国防沙治沙重点县，生态环境是盐池的最大劣势，同时也激发了当地治理的决心和勇气。对生态环境极其脆弱的盐池来讲，生态建设就是扶贫攻坚的基础。多年来，盐池县始终坚持生态立县战略不动摇，一张蓝图绘到底。在战略上，盐池县把生态建设作为生存之本、发展之基，坚守生态立县战略不动摇，大规模开展防沙治沙、植树造林、禁牧封育等重点生态建设，群众生存生产环境极大改善。全县林木覆盖度、植被覆盖率逐年攀升，先后荣获“全国防沙治沙示范县”“造林绿化先进县”等称号。在战术上，坚持“生态也能当饭吃”的理念，更加注重向生态建设要经济效益，推动生态与文化旅游、特色产业深度融合，引进生态产业化龙头企业，大力发展生态扶贫，拓宽贫困群众增收路子。

盐池县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逐步完善生态文明治理体系，全面推进污染防治生态修复工作以及全面提升能源资源利用结构优化效率。在建设思路上，逐步探索出了“北治沙、中治水、南治土”的总方针；在建设方式上，采取“封、飞、造”多措并举，“乔、灌、草”合理配置，工程措施与生物措施相结合，实施综合治理。在推进机制上，采取发动全社会的力量，国家、集体、个人，千军万马齐上阵。依托三北防护林、天然林保护等重点生态项目，持续推进防沙治沙、植树造林等重点工作，生态建设成效显著。

总体而言，盐池县在实际工作中坚持扶贫开发与生态环境保护并重，大力推进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实施生态扶贫行动，促进扶贫开发与生态保护相协调、脱贫致富与可持续发展相促进。通过生态文明建设的持续努力，使得绿色发展理念深入人心，从而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基层群众。

【注释】

[1]陆汉文：《脱贫攻坚的“溢出效应”》，《民主与科学》2018年第3期。

[2]滑志敏：《做“三大战略”的执行者、实践者和推动者》，《宁夏日报》2017年6月23日，第15版。

[3]文建龙：《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的扶贫实践》，《大庆师范学院学报》2016年第1期。

[4]Montalvo & Ravallion. The Pattern of Growth and Poverty Reduction in China Original Research [J].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2010，38（1）.

[5]王丰：《改革开放40年乡村发展的历程与经验启示》，《贵州财经大学学报》2018年第5期。

[6]赵纪河：《精准扶贫的理论分析与实践应对——以陕甘宁革命老区为例》，《开发研究》2016年第1期。

[7]滑志敏：《宁夏盐池县精准扶贫经验及做法》，《宁夏社会科学》2017年第6期。

[8]中共盐池县委盐池县人民政府：《盐池县脱贫攻坚工作汇报》材料。

[9]李霞：《宁夏打造全国脱贫攻坚示范区路径选择》，《中共银川市委党校学报》2018年第4期。

[10]黄承伟、叶韬、赖力：《扶贫模式创新——精准扶贫：理论研究与贵州实践》，《贵州社会科学》2016年第10期。

[11]黄承伟、叶韬、赖力：《扶贫模式创新——精准扶贫：理论研究与贵州实践》，《贵州社会科学》2016年第10期。

[12]“五看十步法”，即一看房、二看牛和羊、三看劳力强不强、四看儿女上学堂、五看信用良不良；以户申请、组提名、村初评、入户查、乡复核、县审批、三公示、一公告、系统管、动态调的标准和程序。

[13]“四会议三公示”，即村民小组召开的村民大会、村民小组召开的村民代表会议、村“两委”会议、乡（镇）党委会议；村民小组公示、行政村公示、乡镇公示。

[14]“三包五到位”，即处级领导包乡包村、部门领导包村包租、一般干部包户包人；帮扶措施到乡镇、到村、到组、到户、到人。

[15]“五审核十联签”，即在贫困对象确认上，实行村“两委”审核、包村领导和包村干部审核、乡镇党委和政府审核、包乡镇县领导审核、县扶贫领导小组审核；建档立卡贫困户花名册需经村支书、村主任、驻村第一书记、包村乡镇干部、包村乡镇领导、乡镇党委书记、乡镇长、县扶贫办主任、包乡镇县领导、分管扶贫的县领导分别确认签字。

[16]“1+4+7”工作机制是指县委主要负责人总抓，4套班子主要负责人分片包抓，人大、政协7名分管负责人专项督查的工作机制。

[17]“一核多元”精准扶贫组织体系是指以村级党组织为核心，种养基地、合作社、龙头企业等为支撑的多元主体参与的组织体系。

[18]何伟军、袁亮、吴霞：《稳定匹配和市场设计——201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学术贡献》，《商业经济研究》2013年第18期。(www.daowen.com)

[19]王水雄：《金融工具、信用能力分化与社会不平等》，《社会》2007年第1期。

[20]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编写：《脱贫攻坚政策解读》，党建读物出版社2016年版，第203页。

[21]徐忠、张雪春、沈明高、程恩江：《中国贫困地区农村金融发展研究》，中国金融出版社2009年版。

[22]邓玲、吴永超：《论新时期我国扶贫开发工作的新变化及其路径创新》，《理论探讨》2014年第6期。

[23]岳要鹏、陆汉文：《“能扶贫”与“可持续”的双重变奏——十年来贫困村互助资金研究进展》，《社会科学动态》2017年第5期。

[24]叶青、袁泉：《我国金融扶贫的创新与成效——兼论宁夏回族自治区的实践经验》，《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1期。

[25]“四信平台”工程是指由县政府组织、人民银行负责，各驻盐金融机构参与，研究制定了《盐池县农村信用体系建设“乡村组户”四级信用评定办法（试行）》。“四信”分别为“信用乡、信用村、信用组、信用户”。按照“坚持标准、规范运作、强化监督、成熟一个、评定一个”的原则，将贫困户的基本情况、家庭资产、信用情况、精神文明（遵纪守法）等因素进行合理划分，按照“1351”的比例（即基本情况10%、家庭资产30%、信用情况50%、精神文明遵纪守法10%），将全县所有农户的信用情况由低到高分为A、A+、AA、AAA四个等级进行信用评级。

[26]刘七军：《金融扶贫与民族地区小康社会建设——基于宁夏“盐池模式”的个案调查》，《北方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6期。

[27]崔怡：《普惠性小额保险的精准特惠——基于宁夏盐池县“扶贫保”的案例分析》，《金融理论探索》2017年第4期。

[28][美]罗伯特·J.希勒：《金融新秩序：管理21世纪的风险》，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29]Benabou，R. &D.Mookherjee，Understanding Poverty.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6.

[30]Barrett，C. B. & B. M. Swallow，Fractal Poverty Traps. World Development34（1），2006.

[31]“社会保障”模式是指一国通过财政转移支付手段进行国民收入二次分配以满足贫困人口的生存基本需要，适用于资金雄厚、贫困发生率较低的发达国家。

[32]“发展极”模式是指主导部门及有创新能力的企业聚集发展而形成经济活动中心，通过扩散效应带动周边贫困地区的经济发展，并以经济增长方式实现贫困人口参与分享经济增长成果，缓解区域性的贫困状况。

[33]“满足基本需求”模式是指直接向穷人提供生存保障物质，如食品、医疗、卫生、教育和基础公共设施。

[34]刘风：《农民合作社的反脆弱性及其贫困治理能力》，《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5期。

[35]滑志敏：《做“三大战略”的执行者、实践者和推动者》，《宁夏日报》2017年6月23日，第15版。

[36]陆汉文、杨永伟：《发展视角下的个体主体性和组织主体性：精准脱贫的重要议题》，《学习与探索》2017年第3期。

[37]黄承伟、叶韬、赖力：《扶贫模式创新——精准扶贫：理论研究与贵州实践》，《贵州社会科学》2016年第10期。

[38]习近平：《在河北省阜平县考察扶贫开发工作时的讲话》（2012年12月29日、30日），《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17页。

[39]陆汉文：《脱贫攻坚的“溢出效应”》，《民主与科学》2018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