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解决与自然资源开采之间存在着相互构成的关系，它们是无法逃避这种关系的。政治解决的性质对如何管理采掘业以及如何理解它们在国家和地方发展中的作用具有重大影响。政治解决不仅界定了那些自身利益对资源开采影响最大的精英，而且也界定了精英要想维持这种政治解决就必须通过使用资源租金来融资的公司关系和客户关系。相反，能够产生巨额租金的大量底土资源的存在决定了政治解决的构成、谈判和争议所处的基本态势。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资源租金成为城镇的主要故事之一，这是政治行为体试图获取这些租金的一个叙事轴，无论是为了个人利益还是为特定的社会愿景融资。这并不意味着自然资源或资源租金决定了政治解决的实际性质——这还存在很大的创造力和变革空间；然而，这确实意味着，无论在这种变革过程中可能出现何种政治创新，这些创新都永远逃不出自然资源财富带来的激励和思想。

思想和物质性对于创造新的政治行为体至关重要。在自然资源政治中，在很大程度上，利益和动机的调动和汇集取决于明确行动的共同思想，也取决于所涉资源的物质性质和地理位置所产生的真正和可感知的共同机会和损失。思想也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它们构成了辩论的框架，并限制了可想象的限度：因此，它们可以限制政治行动和想象力，同时也成为旨在挑战和重组这些主导思想的行动的目标。

最后，对我们研究过的四个国家来说，自殖民时代以来，跨国因素一直是自然资源治理政治的核心。黄金、铜、锡、银和油气（我们讨论过的主要资源）的全球估值一直是使这四个国家的底土资源进入全球金融回路的主要因素。这些估值带来了跨国需求、探险者和利益，在殖民时代和现在都一样。如果不关注这些全球行为体和因素，就不可能理解国家资源政治的性质。 (www.daowen.com)

无论人们是否认为政治解决的语言有用，玻利维亚、加纳、秘鲁和赞比亚的悠久历史清楚地表明，契约的订立、争论、谈判和暴力一直是自然资源开采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来没有、也永远不会有关于什么思想能够构成“良好”自然资源治理的全国集体会议：在同意、异议和强加之间只有某种程度的平衡（“政治解决”）。同样，很少（如果有的话）就那种“包容性发展”达成充分的集体协议，而这种“良好”的资源治理应该以这种包容性发展为导向。一些声音、一些兴趣和一些思想总是比其他的更受排斥和不那么有力。从分析上讲，重要的是了解某些声音、利益和思想如何在资源治理中占有支配地位，以及它们如何能够稳定这一优势。在政治上，重要的是利用这样的分析来追求权力、利益和思想的平衡，而这正是相关行为体正在努力寻求的。至少在这里研究的国家中，资源治理从来不是一个让制度正确的问题。它只是政治战略的一部分，而反过来政治战略又有其自身的政治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