矿产资源和油气资源具有强烈的地域性。即使在采掘边界似乎无处不在（特别是通过勘探许可证地图表示）的情况下，这些资源的商业数量仍位于相对较少的地方，而且开采这些资源所产生的许多环境和社会后果相对集中在一定空间。14与此同时，矿产资源已成为日益全球化和一体化的国际价值链的一部分，至少自伊比利亚人掠夺拉丁美洲以来就如此。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这些商品市场进一步国际化，价格在全球范围内确定，越来越多的跨国行为体对获取资源感兴趣。在这两种情况之间，底土资源也是有深刻的国别属性的。它们的商品化往往是国民经济的主要支柱之一（如果不是唯一支柱），是财政收入和外汇的重要来源，也是国家投资和通过获取资源租金形成精英的动力。底土资源也常常成为国家的象征。安第斯特性的历史不能不提及金和银，采矿和天然气对玻利维亚民族主义的核心作用是显而易见的，赞比亚“对现代化的期望”（弗格森，1999年）是继续通过铜来传递的。在我们本书研究的国家之外，石油也是尼日利亚国家和地方特征的一部分（沃茨，2004年a），而在英国，1984—1985年的矿工罢工意义深远，不仅因为煤炭是创造就业机会的宝贵商品，而且也是因为煤炭是民族和阶级身份的一部分。

这些底土资源的性质对任何有关采掘业治理和依赖自然资源经济体之政治解决的政治讨论主题都有影响。我们总结了在本章和整个各国章节中提出的具有特殊意义的六个主题的关键论点：（1）国家解决方案与政策领域解决方案之间的区别；（2）各政治解决方案内部的标量关系；（3）自然资源租金对解决方案的影响；（4）开发矿物和油气矿床所需的投资规模；（5）底土资源的象征力量；（6）资源开采的“长时段”。在下面的段落中，我们将对其中每一段进行详细阐述。

第一，虽然有些方法（希基和森，2016年；利维和凯索尔，2016年）区分了总体国家政治解决方案和更具体的解决方案，特别是政策领域（如教育、卫生或社会保护），但这种区别可能并不总是与自然资源开采相关。在采矿、石油和天然气行业成为国家政治经济、身份形成和国家政治行为体组成之核心的情况下，暗示在总体政治解决方案和自然资源政策领域之间作出明确区分可能是无益的。相反，这两个“空间”的构成可能是相互的。玻利维亚、加纳、秘鲁和赞比亚的历史经验表明，采矿和油气是如何成为国家政治辩论的中心的。长期以来，采矿和油气“政策领域”一直是每个国家的关键政治领域。

第二，资源开采的地方、国家和全球维度也意味着，对采掘业治理政治的分析和政治解决方案构成的分析必须跨界面进行工作。跨国行为体进入的形式有：全球投资资本和实践经验、跨国公司、全球商品市场监管、全球价格趋势、国际金融机构、跨国民间社会以及全球环境和人权框架等。同样，矿物和油气的本土化性质意味着，矿物和油气的开采始终将地方各级的行为体纳入国家和国际动态。由于地方行为体对公司和国家获取这些自然资源的能力有重大影响，国家和国际精英往往不得不与他们谈判，有时还必须让他们参与更广泛的政治解决方案，以便能够开采矿物和油气。从这个意义上说，特定地理位置的资源常常会产生新的地方各级精英，他们有实质性的力量来影响采掘业的发展进程。

第三，底土资源的特点是有能力产生巨大的租金，特别是在商品繁荣时期。相对容易获得的“超级租金”和地方行为体限制进入底土的潜在力量相结合，意味着围绕资源开采的政治尤其容易发生暴力和腐败。此外，获取此类租金的潜力可使这些资源对寻求实现和资助广泛的其他政治项目的行为体具有极大的吸引力。从第二章到第五章，我们都看到了由这些资源资助的不同项目。在玻利维亚，玻利维亚社会主义运动政府增加了中央政府对油气租金的征收，为基础广泛的社会再分配提供资金。加纳的酋长们寻求通过自然资源租金巩固领土和政治权威的手段。铜的收入是赞比亚民族主义后殖民项目的核心，而在秘鲁，采矿行业的发展对于内部冲突后成立的不同政府在高地建立政治秩序的努力至关重要。因此，采掘业治理政治也是不同类型精英明确的政治和意识形态战略的核心筹资机制的政治。政治解决分析将重点放在与“被排斥派别”有关的精英战略上，对于提请人们注意这些类型的关系特别有用。

第四，与前一点相关的是，大规模的自然资源开采项目通常需要大量的前期投资，然后成为固定资本。这也适用于许多经常伴随资源开采的基础设施项目，如水坝、港口、主干道和铁路线。这类投资需要政府作出重大的“可信承诺”（森，2013年），为投资者提供他们为推进这些项目所需的金融、法律和实物安全。为了实施这种规模的投资，公司寻求大幅度的赋税优惠期或减税，以及法律和合同担保。由于投资的固化使他们更容易受到国家征收以及局部抗议和社会冲突所提出要求的冲击，投资者也寻求国家方面的人身和司法保障，这可以转化成为反对抗议以及法律例外和担保要求而使用公共力量的保障。就油气而言，必要投资的规模也使其成为一个由大规模资本所有权主导的行业。因此，该行业的特点是权力、知识和专门技能的不对称，而这种不对称往往只能被社会冲突、公共辩论或国家内部相对自主并有抗衡能力的监管机构所抵消（尽管只是部分）。这种模式的例外是个体和小规模开采矿业——这种活动的地理本身与矿藏的性质有关，只有一些矿藏是可以被个体和小规模开采矿业利用的。在这些不同的方面，矿藏、石油、管道或资源储藏的物质性对资源政治都有影响，并导致经济和政治精英达成能够在民众抗议面前具有复原力的协议。就公民运动相对于解决方案中其他行为体和执政联盟拥有的权力而言，政治解决分析有助于描述和界定一些更有希望和民粹主义的情绪，这些情绪可以为只关注基层反抗的研究提供依据。(www.daowen.com)

第五，底土资源的象征意义意味着“思想”具有潜在的因果力量。其含义是，政治解决的性质不仅必须从利益的角度来理解，而且要从思想的政治角度来理解，其中一些思想具有相当大的政治价值和动员抵抗的能力（霍尔，2010年；希基，2012年；希基等人，2015年）。在这四个国家中，“资源民粹主义”和“正义”一直是并继续是影响自然资源治理和社会动员的重要思想。在秘鲁和玻利维亚的具体案例中，围绕土著人民协商权利的思想也影响了关于采矿和油气投资的谈判。这些思想的文化意义和历史共鸣——以及它们在多大程度上是由没有从中明显获益的行为体动员起来的——表明，这显然是一种思想不能陷入利益的情况，它们对解决方案的构成和在这些解决方案下推行的治理安排具有因果影响。采掘业治理政治清楚地说明了霍尔的主张，即“思想政治是支持制度变革的联盟在形成过程中具有的内在而非表象之特征”（2010年：212）。

第六，在本研究项目中采取的“长时段”观点使政治解决思维中使用的一些范畴框架复杂化。特别是，“竞争客户主义”与“主导的领导人−政党”这些解决方式之间的区别，失去了这种区别的部分说服力（参见可汗，2010年；利维和沃尔顿，2013年）。竞争客户主义是指精英需要与支持者竞争才能获得或保持权力的制度，而在主导的领导人−政党制度中，精英能够相对无争议地行使权力（利维和沃尔顿，2013年；利维，2014年），这就形成了对比。至少，我们的分析使这两种类型的解决方法之间的区别看起来是描述性的，而不是解释性的，因为它回避了为什么首先出现更具主导性或更具竞争性的规则模式的问题。一些人认为，政治解决理论的目的恰恰是要理解特定形式的“解决”关系是如何影响发展进程和结果的，因而从“长时段”角度来看待政治，就要求解释解决方案是如何变化、为什么变化的，并解释这些变化在多大程度上与发展动态有关。

在第二章至第五章中的国家分析中，“长时段”的观点也使我们能够更明确地描绘不同政治行为体的崛起和消亡，以此解释某些统治时期是如何出现的。在这一方面，这项研究的长期历史方法更多地利用了可汗（2010年）强调如何谈判横向和纵向排斥的边界，以及这些边界对主导联盟形成和瓦解的方式以及如何管理资源的影响。国家分析还明确了理解因果进程的重要性，这些进程解释了某些行为体如何以影响其在政治解决中地位的方式获得或失去权力15。特别是，资源的物质性、跨国联系和某些思想往往是这些相对权力关系的核心，先前的政治解决方案所释放出来的积累和剥夺模式也是如此。

采取长期观点有助于防止将政治解决方案与政权联系在一起。换句话说，大多数情况下，政治解决方案的持续时间要比各届政府长得多。例如，就秘鲁而言，1895年至2016年期间只确定了三个政治解决方案或不稳定时期，尽管我们在第二章导言中指出了这一点。“……自1821年独立以来，该国已有12部宪法和100多个政府，而其经济体系则从极端自由主义到中央集权再回到以前。”这些政治解决方案按时间顺序与下列时期联系在一起：寡头统治和外国资本统治；国家集权主义和加速的社会变革；新自由主义，其特点是具有竞争性的威权主义和多党民主。这些对政治解决方案的长期解读清楚地表明，某些与关键组织思想相关的精英协定（例如，外国资本主导地位、新自由主义、公民权利的削减）远远超出了特定政府的范围。因此，尽管政府和政府之间的情况可能会发生变化，但这不应转移人们对“元解决”的持续存在的关注，这些“元解决”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更加稳定，涉及类似的精英和基本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