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四个国家中，1995年以后的大规模采掘业很大一部分扩张都发生在采矿和油气的非传统地区。13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地区也是资源贫乏和被政治排斥的人口所占领。例子包括：赞比亚西北省长期被排除在铜带—卢萨卡权力轴心之外的种族多元社区；玻利维亚资源贫乏的城市以及人口稀少且干旱、历史上被边缘化的瓜拉尼人和韦恩哈耶克人所在的查科地区；秘鲁安第斯山脉长期贫穷的农民和土著社区；加纳的资源贫乏社区。用可汗（2010年）的话说，扩张主要发生在较低派别占领的地区，其中一些表面上属于占主导地位的联盟，另一些则不是——但在所有情况下，这些都是相对排斥在权力中心之外的群体。

然而，如前所述，这种自我扩张增加了这些被排除在外的群体的潜在政治影响力，因为他们能够使公司进入底土资源变得很复杂。随着关注权利、环境影响和正义的跨国和国家城市行为体向这些派别伸出援手，这种影响力进一步增强。统治联盟中精英们的反应往往是尝试并选择这些新授权的行为体，这有时是成功的。然而，与此同时，这些派别的动员（或威胁动员）也引发了一系列制度改革。这一点在秘鲁或许最为明显，在那里，面对冲突，各届政府出台了关于环境影响、事先协商、收入分享和地方土地利用规划等方面的新法律和条例。然而，采用这些条例是为了应对横向压力，而不是因为精英阶层和占主导地位的联盟内部的发展思想发生了根本变化。因此，这些改革也是以零敲碎打的方式进行的，而且是脆弱的，可能还会发生逆转。这种利用制度变革来应对具体诉求和可能紧急情况的做法，往往会产生缺乏战略一致性的治理安排。(www.daowe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