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些政治解决文献中，竞争客户主义制度往往与投资于经济结构转型的资源承诺较弱有关，因为领导人首要关切的是利用资源招募选举支持，以便继续执政（希基等人，2015年；惠特菲尔德等人，2015年）。正如第一章所指出的，这一概念中的客户主义观点不是传统“惠顾—客户关系”的支配和依赖，而是竞争政治权力的精英需要招募和维持那些帮助他们既获得统治权力、然后又保持这些统治权力的支持者。因此，“竞争客户主义”中的“客户”本身就拥有很大的权力，他们可以利用这些力量，通过交换他们对统治精英的支持，以换取不同类型的利益。这就激励精英将资源输送给不同的群体，而不是将这些资源投资于一项或另一项发展战略。这种关于竞争性政治制度可能产生资源浪费的说法导致了对发展型国家的争论，并形成了这样的概念，即威权统治与官僚能力相结合可以使国家能够采用协调一致的经济和制度现代化方案，而不必削弱改革来适应那些在这类进程中落败的人提出的选举和政治主张（奥唐纳，1973；1988年；埃文斯，1995年；戈洛巴−穆特比，2013年）。

有一种说法认为，竞争客户主义的发展效力有限，这一点似乎得到了四个国家历史的证实。第五章中关于加纳采矿治理的讨论最有力地说明了这一论点，该章认为，竞争性的客户主义制度为执政党创造了激励措施，促使其利用从采掘业获取的租金主要作为培养客户的工具，以期在下一次竞选活动之前获得他们的效忠。这里值得重复该章的案文：

正是这种形式的政治考量决定了矿产资源的分配方式，进而反过来又决定了采矿对国家和地方发展的影响。值得注意的是，将租金分配给传统当局和酋长似乎不是由社会经济发展问题推动的，而更多的是由以下因素推动的一种选择策略：（1）维持社会秩序的逻辑，这是由于传统权威对矿产丰富土地重要杠杆的作用；和（2）统治精英希望通过酋长们的支持来赢得和维持政治权力，后者对农村选民具有实质性的协调作用。传统当局获得了大量的矿产租金，主要是因为执政的政治精英们希望避免激起在农村地区从事经纪土地业务和具有投票权的社会团体的抵制。

我们在关于玻利维亚的第三章中也提出了类似的论点，尽管在这种情况下，重点不在于利用资源租金来培养客户，而更多的是建立政治联盟：

……对精英阶层的激励一贯是控制资源的收入流，以便将资金用于管理政治联盟，而不是投资于经济和社会发展。(www.daowen.com)

然而，如果仔细观察采掘业，就会发现，尽管竞争性的客户主义体系可能在强有力的国家导向的经济多样化和转型方式中体现不足，但它们已经与采掘业和整个经济的转型政策联系在一起。实行彻底的新自由主义改革，以打破国有采掘企业格局，鼓励外国直接投资，这是在民主时期进行的，其特点就是竞争客户主义的做法。这在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中期的玻利维亚和赞比亚特别明显，在某种程度上，秘鲁也是如此。10

在四个国家中，竞争客户主义占统治的时期都没有成功地利用资源租金来促进任何实质性的经济多样化。在秘鲁，采矿公司按矿业税收（canon minero）缴纳50%税款的承诺，以及将所有特许权使用费返还生产地区并将中央政府积累的部分租金用于国家社会方案的做法，都具有减少用于经济结构转型投资的资源供应的连锁效应，即使决策者已确定这是一项关键需求（盖齐和加拉多，2013年）。在安第斯地区，有人认为，出于明显的政治原因，各届政府对研究和开发的投资与其在转移支付上的支出相比一贯不足，而创新方面的支出不足则阻碍了经济变革。加纳的第五章认为，强调向客户提供租金意味着不能将这些资金用于替代经济发展形式的投资，并且已经促进了基础更广泛的民族资本主义阶级的形成。还有这样的可能性，即荷兰病效应、全球竞争和以及阻碍国内工业优惠待遇的自由贸易协定，无论有没有定向投资，都不太可能实现多元化。

这样做的一个后果是，在这些制度下，大规模采掘业至少通过缴纳税收和特许权使用费促进了社会包容发展，这些税收和特许权使用费被用于有针对性的社会保护和其他转移方案，就像通过劳动力市场一样。这一模式因国家而异，秘鲁和玻利维亚在减贫方面取得了更大的成功，这可以说反映了转让方案与由采矿和油气行业推动的经济快速增长的涓滴效应的结合（莫斯利，2017年）。如果商品价格继续下跌，或者投资者选择不推进新的项目而导致作为社会保护方案财政基础的税收和特许权使用费减少，那这种减贫努力能够持续多久，仍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最后，秘鲁和玻利维亚在过去十年中在减贫方面都取得了重大成功，这对关于政治解决与包容性发展之间关系的争论提出了挑战。虽然这两种情况的特点都是具有广泛的竞争客户主义政治逻辑，但玻利维亚社会主义运动政府掌权已有十年，并开始表现出更具有主导性政党特色的特征。它还支持对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承诺。秘鲁看起来很不一样。在同一时期，执政党经常更替，从右派向中右派的转变，以及对市场或多或少持续的意识形态承诺，是资源和投资最有效的配置者。此外，这两个截然不同的案例在减贫和资源开采协商形式方面都有相似的包容模式，每个国家的证据表明，在采矿和油气的可行性、设计和治理方面，社区一级的声音受到极大的限制（汉弗莱斯·贝宾顿和贝宾顿，2012年；古斯塔夫松，2017年；施林·瓦卡福勒，2017年）。其含义是，在结构不同的政治解决方案下，包容性发展与自然资源开采之间的关系可能是相似的。这可能意味着“同样结果”，即不同类型的政治解决方法的运作最终以不同的方式取得类似的结果，或者它可能建议不同的解决方案遵循最终类似的战略：促进采掘投资的迅速增长，再加上共同努力重新分配这种增长带来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