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资源开采有关的不同思想影响了国家政治解决的方案构成和治理安排。围绕领土、权利、环境影响和种族认同的思想对地方各级行为体的出现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些行为体争夺资源开采和矿物及油气租金的分配。虽然玻利维亚、加纳、秘鲁和赞比亚的经验表明，在许多方面，思想是重要的，但在这里，我们特别侧重于分析资源民族主义、民族团结和国家等思想的影响，以及技术官僚作为客观和高于特殊利益的群体，因而能够比政治家更能有效地进行治理这一思想的影响。

资源民族主义是一种观念，认为自然资源首先要为“民族”的需要而管理，因此应由国家为了“人民”而控制。这一思想与殖民主义的历史经验、依赖发展和外国资本攫取资源租金密切相关。它在许多国家也有宪法基础，因为国家宪法将国家界定为底土矿物资源的所有者。这一论述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全球业界通常会消极地谈论资源民族主义，认为这是一种未经授权、效率低下的国家权力运作方式，破坏了市场功能。但这一种认识低估了许多国家管理其底土资源财富的宪法义务，以及这一思想与广大国民的共鸣。

在四个国家中，民族−民粹主义的资源治理思想很重要。这些思想是在不同的历史时刻出现的，通常与占主导地位政党/占主导地位领导人的解决方案有关。20世纪60年代末和20世纪70年代初，赞比亚独立后的第一任总统肯尼思·卡翁达领导的赞比亚联合民族独立党（UNIP）实行的国有化，就是这一思想的体现。这些思想还体现在加纳1957年独立后的第一任总统和总理夸梅·恩克鲁玛的自然资源治理方法。在1969年至1974年秘鲁军队革命政府（GRFA）期间，这些思想的力量特别强大。在玻利维亚，这些思想是1952年玻利维亚民族革命运动（MNR）政府议程的核心，最近又成为自2006年埃沃·莫拉莱斯玻利维亚社会主义运动（MAS）选举本土主义—社会主义政府以来的核心。

在每一种情况下，以采矿和石油行业的组织劳工为基础的资源民族主义思想、政党知识分子和其他派别都为采掘业的国家所有权概念提供了意识形态上的支持。在最近几个时期里，这种思想在玻利维亚得到了最有力的实践，而且在其他三个国家的矿产税辩论中也很明显，每一次都为在大宗商品繁荣时期增加税收的努力提供了信息（通常是短暂的）。8令人感兴趣的是，有一些迹象表明，玻利维亚的例子已成为一些寻求此类选择的非洲国家的参照点。一个突出的例子是反贫困政策工具可以直接由矿产和油气部门的税收提供资金（莫斯利，2017年）。在这里，重要的是要认识到，这些思想的产生只是因为资源开采与殖民和后殖民时期剥削的长期结合。因此，如何记住和解释历史很重要。自然资源在这些历史中的意识形态意义，为资源民族主义思想创造了思想空间。

国家、国家统一和主权等思想还以其他方式影响采掘业的治理。如果资源开采的本土化性质可能引发地方各级的运动，他们要求在自然资源治理方面有更大的自主权，或对特许权使用费和采掘业征税所产生的收入来源提出更大的要求，那么，围绕资源开采的政治动态总是会对国家统一提出挑战。的确，加纳和玻利维亚国家当局在将收入转移到矿产和油气产区的同时，还动员了民族团结（加纳）和民族平等/和谐（玻利维亚）的思想，作为增加中央控制的资源租金比例的理由，以期按照国家政策，以不把财政转移集中在开采地区的方式来使用这些资金。在加纳，人们一再承诺在不考虑开采地区的情况下分配租金。即使是来自“矿产开发基金”的资源，理论上也是为了减轻采矿所在社区的环境和社会成本，也是以“团结”的名义分配给非采矿社区的。在玻利维亚，玻利维亚社会主义运动政府将国家思想作为改变财政政策的理由，这些政策试图降低东部低地那些批评玻利维亚社会主义运动政府的地区的租金比例。尽管这些举措也是有意识的一部分，目的是减少地方派别此前通过更慷慨的财政转移获得的权力，但它们都是以“国家”和“人民”的名义来精心制定的。(www.daowen.com)

秘鲁对治理思想的重要性提供了进一步的见解。在这种情况下，技术统治作为合法政府的思想在影响采掘业的治理和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宏观经济政策的相对稳定，以及鼓励全国采掘业投资的一系列激励措施，即使在相对不稳定的政府和持续的社会资源开采冲突面前，也被一些学者视为反映了关键部委内技术官僚在制定国家政策方面的相对权力（达金特，2015年）。在过去20年中，这些技术官僚一直重视自由市场的思想，对规划持怀疑态度，并深度怀疑国家是否有能力成为一个高效和有效的经济行为体。这种官僚主义思想和小圈子与技术官僚能力之间的关系在秘鲁的其他地区也很明显，这些地方在过去20年里通过“人权监察员办公室”巩固了强有力的、以权利为导向的法律技术统治，同时也通过环境部和文化间事务部巩固了统治，虽然这两个部门的自主权较小一些（最近的情况）。9这些不同的技术官僚力量集中在一起，在决定如何设计资源治理制度以管理促进投资和如何权衡保护公民权利与自然资源治理之间的关系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引用本书第二章的论点，这里的论点是，在“‘分裂政治’的背景下（克拉布特里，2011年），技术官僚仍然是秘鲁中央国家运作的根本，这使得宏观经济决策的稳定性和责任感高于以往时代（达金特，2015年）”。当然，这也是有可能的，因为技术官僚的想法和国家商业精英的想法是一致的，但似乎也是技术而不是政治的思想，正是以保护这种所谓的“技术−政治”空间的方式被动员起来的。

作为治理形式的技术统治或资源民族主义所体现的思想，以及激发动员和抗议的思想，已经以一种对资源政治和更广泛的国家政治产生明显影响的方式，与底土资源的物质性质相互作用。虽然这些思想和物质性不能被解释为利益和激励政治的产物，但它们所产生的影响来自它们与这些利益之间的特殊互动方式。我们现在就这些利益及其对矿物治理的影响进行最后的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