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每个国家的矿物和油气行业已成为跨国资本投资的主导行业，它们也受到业界内部全球动态的影响。因此，公司在任何特定国家进行投资和投资组合的决定并不独立于他们在其他国家作出的决定。此外，尽管公司显然调整其实践和要求的要素以适应某一特定国家，但全球商品和资本市场的约束效应，以及企业信息共享和自我组织的俱乐部效应——例如，以国际采矿和金属理事会（ICMM）的形式——意味着思想和实践会进行跨国传播。企业社会责任（CSR）的兴起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虽然企业社会责任在每个国家中的实施方式受到冲突程度、财政政策和政府权力下放形式的影响，但其核心做法遍及全球，对地方形式的爱国主义和精英关注程度，以及当地发展产生了影响（弗雷德里克森，2017年）。

所有四个国家的第二种模式是采掘业投资构成的变化。中国的资本变得越来越重要，特别是在秘鲁和赞比亚的采矿行业，但在玻利维亚的油气方面也是如此（另见桑伯恩和托雷斯，2009年；莫汉等人，2012年；布劳提甘和加拉赫，2014年；加拉赫，2016年）。然而，与资源民族主义不同的是，中国和其他“非传统”投资来源的接触似乎是在完全不同的政治解决方案之间发生的。虽然并非所有中国公司都有类似的做法，但他们对发展的影响可能是重大的，至少他们的普遍存在确实意味着中国大使馆、中国外交政策和新的企业行为体参与到采掘业政策的讨论中，以挑战在与中国资本谈判方面相对缺乏经验的国家精英（公司、公众和公民）。在评论秘鲁采矿行业时，桑伯恩和乔恩（2015年）指出，到2015年，中国国有企业已占秘鲁项目投资组合的三分之一以上，在作者看来，与西方和秘鲁同行相比，他们似乎不太愿意与不同的行为体沟通或参与地方权力斗争。在每个国家增加新形式的资本也受到国内精英努力寻求投资来源的影响，这包括规定了较少的政治条件。(www.daowen.com)

因此，从殖民时代到现在，从全球价格到国际公司做法的跨国因素都影响到了政治解决的性质和自然资源的治理。因此，不能离开国家动态所处的更广泛的背景来看待这些动态。这些跨国因素反过来又是相关思想在全球范围内传播的结果，我们将在下一节中讨论这个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