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四个国家的另一个共同经验是工业国有化和私有化之间的来回过渡。这种振荡的程度因国家而异，但在玻利维亚油气治理方面最为明显，在20世纪中，玻利维亚已三次被国有化。不同所有权形式之间的振荡，部分是由国家解决方案的变化造成的，同时也影响到后来的解决方案，因为国有化和私有化对不同行为体的相对权力产生了影响。然而，玻利维亚、加纳、秘鲁和赞比亚的情况也有一个共同的跨国因素。所有权的变化反映了全球价格的变化、对国家主导投资优点的全球思维变化、国有企业获得领先技术和信息（从而降低了他们的竞争力）的能力不足，以及国际金融机构、尤其是世界银行的影响。显然，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末，这四个国家都从国有工业转移到了由私营部门主导的工业——尤其是采矿业。因此，玻利维亚矿业公司（该国国有矿业公司，COMIBOL）在1986年结束了它的使命和目的，加纳国家黄金矿业公司（SGMC）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秘鲁的各种国有矿业资产在20世纪90年代上半期、赞比亚联合铜业公司（ZCCM）在2000年都结束了它们的使命和目的。自这些时期以来，每个国家的采矿行业都以私人投资为主，4而且几乎完全是国际性的。5国际金融机构和许多国内精英推动的新自由主义政策都明确地鼓励了这种私人投资。

这些转变在“全球时间”上的相对巧合，证明了在全球范围内传播关于国家主导的经济管理思想的重要性，例如20世纪中期联合国有影响力的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拉加经委会，ECLAC）提出的想法（芬尼奥尔，1997年），以及后来根据芝加哥学派经济学家的思想政府从经济中退出的想法，这一想法随后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通过标志性案例在全球扩散，例如在智利、新西兰和英国（斯通，2004年；麦克斯韦和斯通，2004年）。然而，国家政治的性质也很重要。在每个国家，资源民族主义只在主导政党/主导领导人解决方案下以国家所有权或提高税收的形式被制度化。这表明（索弗，2015年，为19世纪的拉丁美洲争论），以国家为中心的发展主义思想往往在精英凝聚力很强的情况下扎根，而且精英们将国家视为实现他们发展愿景的工具。相反，在精英们相互竞争的情况下，人们更倾向于一个较弱的国家，以免它被一个或另一个团体所控制（索弗，2015年；冯豪和希基，2016年）。(www.daowe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