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大宗商品市场以重要的方式将这些国家的资源行业联系在一起。最重要的是，所有国家都是这些市场的价格接受者。虽然在某种程度上，这种对全球价格的依赖在任何地方都是如此，但在国内需求有限和经济多样化程度不高的情况下，影响更为重大。其结果是，随着全球价格的变化，向国家精英开放的政策空间也会有所不同。在21世纪头15年，这四个国家都可以选择解决贫困问题，这是商品繁荣的直接作用，特别是黄金、铜、天然气、石油和白银价格的大幅上涨。同样，到2010年中期，每个国家都在根据大宗商品超级周期的结束，重新评估减贫融资。由于政府没有其他收入来源，选择范围从削减社会政策支出到有利于扩大开采的政策，以通过增加产量来努力抵消价格下降的影响，例如玻利维亚扩大其天然气边界的做法。2

全球商品市场还牵涉到每个国家政治行为体的组成和解散，以及他们在主要解决方案中掌权和包容的相对程度。对于有组织的劳工和小型矿工来说，这一点尤为明显。在赞比亚和玻利维亚，工会化的矿业工人分别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成为政治格局中的一个关键部分，他们最初作为政治行为体的出现是由于国有化的工业与合理的铜和锡价格相结合的结果。他们作为强大力量的出现意味着，他们在很大程度上被纳入了各自的国家政治解决方案，并能够以社会服务和工资的形式获取向矿区和工会成员提供的重大利益。这反过来又导致了对贫穷和包容性的地理和部门集中影响。正如赞比亚这一章所指出的，在这些联合强度大的时期，“‘铜带省’在许多方面就像一个小型的发展型国家……”。但当价格暴跌、劳动力被解雇和工业私有化时，这些行为体的凝聚力和相关的包容机制便迅速瓦解。(www.daowen.com)

相反，在21世纪初，随着全球大宗商品价格再度上涨，出现了一批与个体和小规模采矿有关的新政治行为体。这种现象在加纳和玻利维亚尤其严重，但在秘鲁也很严重。在每一种情况下，个体和小规模采矿都已成为比大规模采矿更重要的就业来源（例如，秘鲁的卡诺，2015年a；加纳的希尔森，2009年，希尔森和加福德，2013年）。此外，个体和小规模采矿组织和网络已成为通过街头抗议和暴力（玻利维亚）、地方选举成功（秘鲁）、游说（所有三个国家）以及在国家采矿政策的辩论中作为直接代表（玻利维亚）来实现政治包容的工具。虽然国家因素可能有助于通过有意识的政策促进个体和小规模采矿的出现，如20世纪80年代的玻利维亚和20世纪70年代的秘鲁，3但正是由于价格形成的跨国过程，才使得这些行业成为矿物经济中的重要经济包容模式。这些进程还促使个体和小规模采矿经营者成为国家重要的政治行为体，能够对立法施加直接影响，并迫使他们自己参与国家政治解决方案，尤其是在玻利维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