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这四个国家在与资源开采有关的具体殖民权力以及这些权力行使直接统治的具体时期等方面存在明显差异，但采矿与殖民统治和被截断了的后殖民过渡时期的联系仍然是当代资源治理政治的一个重要因素。在四个国家中，资源开采仍然与行使殖民权力有关，一些行为体将无法成为完全的“后殖民”与继续管理底土资源的方式联系起来。这一叙述流传在通俗和新闻1文本（加里亚诺，1971年）、学术分析（弗格森，2006年）和联合国报告（姆贝基小组，2015年）中。因此，围绕采掘业的讨论同时也是围绕主权和依赖的讨论，这意味着解除管制和重新调整资源开采的行动是通过这些语言和技术术语来解释的。正如在关于加纳的第五章中指出的，在2014年达沃斯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年度会议上，总统约翰·马哈马提到了这种持续依赖的感觉，他哀叹道：“（矿业公司）威胁说，如果我们征收暴利税，他们就会裁员，而且因为我们需要（为工人保留这些）工作，你不希望工人被解雇，你就被迫接受他们的做法。”

在后殖民时代，这种被截断的过渡历史也继续影响着赞比亚和玻利维亚的资源治理思想。此外，秘鲁的经验表明，国家精英对矿产资源的控制可被地方各级行为体视为一种持续的“内部殖民主义”形式，这本身就是种族主义、殖民势力和政治权力集中的遗产。(www.daowen.com)